从1948年宣布建国起，以色列就一直身处强敌环伺的险境，稍有不慎，便有灭国之灾。一直以来，以色列国防军都有无穷的困难——永远不足的预算、没有战略纵深，无论人口还是综合国力都无法支撑进行持久战。在这样险恶的生存环境下，大智大勇的犹太民族不得不建立自己独特的国家战略：纵火于敌国之疆，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把战火烧到敌人国土上，就必须有一支精锐的力量，能随时出动，招之能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以色列国防军伞兵部队在以色列国民心目中，扮演的就是这样的角色。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伞兵部队像以色列伞兵使用的那样频繁，也没有哪个国家的伞兵部队能整建制地当作特种部队使用。他们是大卫星旗下上帝的选民们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的防线。在以色列陆军所有兵种中，伞兵是最醒目和最被倚重的。这并不仅仅是从他们那红色的贝雷帽、闪烁银色伞降徽章和铮亮的褐色伞兵靴上流露出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强悍形象，也不仅仅是他们征战四方，为犹太民族打出一片天下的赫赫武功，他们重要地位的由来，还包括他们严格的训练、残酷的考核、淘汰制度所展示的“精兵”本色，因为他们时刻准备投入战斗并取得胜利。

　　以色列伞兵长于运用天时地利，强调知己知彼，仔细侦察；以正兵示敌而出奇兵制敌，善兵不厌诈而常出其不意；运筹周密又常用兵大胆；攻，必隐其形，使敌不知其所欲；守，当审时度势，使敌不能得其隙。他们的指挥官从来都冲锋在前，高喊“跟我来”，退却在后，每战或必亲身，或率亲信贴近敌前甚至深入敌后仔细观察，把握时机做出决断，胜敌于妙算之中。从他们中间，走出了多位从将军到元首、叱咤国际政坛的名将——沙龙、巴拉克还有内塔尼亚胡，就像这些曾经领导过他们的著名将领果敢坚毅又狡黠善变的风格一样，以色列伞兵用兵大胆，奇袭时，常能于万军之中取敌上将首级，越千里之外夺敌倾城宝物，每击必封喉。攻坚时，总可在铜池金汤间陷城掠地，他们能在任何战场和气候环境下作战，无论白昼还是夜晚，无论敌众我寡，也无论敌人是谁。

　　这支精锐之师的历史就是50余年间在世界各大媒体不断登上头版头条的历程，也是不断被盟友和敌人把自己的战斗经历充满敬佩或者仇恨地写进教科书的历程，研习以色列伞兵的战斗史，就等于在研究中东地图：1950年代对阿拉伯国家的大胆报复性袭击；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空降米特拉隘口(Mitla Pass)之战；“六日战争”中史诗般地统一希伯来民族圣地——耶路撒冷市区、攻占所罗门圣殿遗址哭墙之战；1969年突袭埃及抢运回一整套苏联雷达站；1973年突袭贝鲁特巴解组织总部、“赎罪日战争”时抢夺苏伊士运河上的桥头堡和“中国农场”的血腥战斗；1976 年7月4日万里奔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营救被恐怖分子劫持法航空中客车的乘客的近乎完美的行动，以及1982年在黎巴嫩的战斗。

　　这其中一、两个战例就足以使任何部队的战史成为千古传诵的传奇，以色列伞兵却同时拥有了这么多！当人们回首关注这些神话的制造者时，却发现他们很少为展现这些荣誉佩带相应的勋章、奖章，因为犹太民族崇尚“集体英雄主义是一种生活准则，通过奖励来突出某一个人，这对其它尽职尽责的战友们来说是不公正的”。和西方社会崇尚个人、自我的价值观不同，以色列国防军无论在训练还是战斗中，都特别强调集体主义，特别是伞兵部队，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集体荣誉感简直像血缘般牢不可破。

　　对于任何国家而言，伞兵都必须以在敌后孤立无援、独自奋战作为自己的主要生活方式，全世界伞兵部队都是精英，让以色列伞兵能傲立群雄的，不光是他们所具有的有我无敌的勇气、精湛的专业知识和超强的战斗技能，面对困难和突发情况灵活的随机应变能力，也不仅是他们在长年征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还包括他们强烈的集体主义精神，从将军到士兵都共同维护的家族血统般的团队精神。在以色列伞兵部队中，维系军官和士兵之间的感情纽带直接又持久，加入伞兵就等于来到一个大家庭。新兵到连队的第一课，就是由最老的士官向他们讲述曾经在本连、营服役过的名将，以及在本单位参加的战斗中牺牲的前辈的事迹。在以色列伞兵部队中，有着和苏联红军近卫部队一样的传统：当点名点到牺牲的英雄的名字永远会有人替他答“到”。就靠如此种种措施，以色列伞兵成功地塑造了激昂的团队精神，让所有成员感到，无论生者还是死者，都是伞兵部队的一员，都在为保卫以色列而战斗。

　　伞兵们服完3年义务兵役之后，仍然保留他们的红色贝雷帽资格并继续在他们的单位中服第一期预备役。他们依旧属于伞兵大家庭中的一份子。甚至在他们因为年龄到限转为非战斗部队的第二期预备役之后，许多人也依旧把自己当作老连队的一员。这种感情甚至会流传给下一代，新伞兵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父辈就曾经是伞兵。军事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