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本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奏折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旧时称低级武职）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两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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