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军队为啥听不到真话?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305毫米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两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两舰到底有几枚305毫米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两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其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两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致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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