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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叛变。从此,毛泽东开始参加和领导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
7月4日在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上山”以保存革命武力,应付反革俞事变的主张。
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理论。
9日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时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师武装,占据五六县,就地开展武装斗争。
30日根据中共湖南省委决定,任秋收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负责组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并制定起义计划。
9月9日领导和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29日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于江西水新县三湾村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改编。在部队中各级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
10月下旬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12月底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消灭敌人、打士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等三大任务。
1928年1月初率领工农革命军南下遂川,召开前委和遂川、万安县委会议,总结游击战争经验。
2月上旬经过反复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对袁文才、王佐两支农军进行了改编。
28日指挥宁冈、新城战斗,粉碎江西敌人第一次“进剿”。
3月先后为工农革命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和“六项注意”。
4月率领部队接应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不久改为红四军),任该军中共军委书记,党代表。朱德任军长。
5月在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特委书记,继任中共红4军前委书记。
同月和朱德等总结提出游击战争“十六字诀”的基本原则,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6月23日指挥龙源口战斗,粉碎了江西敌之第四次“进剿”。
7月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委员。
同月指挥部队粉碎了湘赣敌之第一次“会剿”。
同月率第31团在广大人民群众配合下,采用四面游击方式,将赣军11个团围困在永新县城附近15公里范围内达25天之久。
9月至10月指挥部队相继取得遂川、宁冈、永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湘赣敌之第二次“会剿”。
10月5日在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即《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11月25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井冈山的斗争》的报告。
1929年1月14日与朱德率领红4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2月9日至10日指挥大柏地战斗。
3月14日指挥长汀战斗。
4月5日代前委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总结了三年来红军游击作战的原则。
11日在零都举行红4军前委会议,讨论新的战略计划。
4月至5月指挥红4军攻占兴国、宁都作战。
5月至6月指挥红4军三次攻占龙岩。
6月与朱德、陈毅联合发出《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强调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执行的是民权革命的三大任务。
下旬出席红4军在龙岩召开的第七次党代表大会。会后,被迫离开了红4军主要领导岗位。
11月26日根据中共中央9月28日指示信(即“九月来信”)决定,重返红4军前委工作。
12月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精神,起草了中共红军第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草案。
月底出席在福建上杭古田村召开的中共红4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
1930年
1月5日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即“给林彪的信”),开始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以农村包围城市即“以乡村为中心”的思想。
2月7日在吉安陂头召开赣西、赣南特委和红军第4、第5、第6军军委联席会议。成立共同前委,任前委书记。决定在军事行动上集中兵力攻打吉安。
下旬相继指挥吉水、水南战斗。
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其决定适应了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
6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8月1日在进军南昌途中,派部分兵力攻击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鸣枪示威,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灵活地处理了不赞成中央进攻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
下旬与朱德率红1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与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会师后,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任总政治委员。
8月底至9月上旬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打长沙,未克。
10月4日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攻占江西吉安城。
月底获息蒋介石调集重兵对红一方面军和赣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在总前委召开的罗坊会议上,根据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11月1日与朱德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城,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作战命令。
12月中旬率领红一方面军退至宁都地区,隐蔽侍机。
12月下旬至1931年1月初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931年1月15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撤销了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委。任新成立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部副主任和第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月至5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继续实行“诱敌深入”方针,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
7月至9月与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三次反革命“围剿”。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于当夜突然向沈阳及其附近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11月1日至5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赣南会议上,毛泽东为红军制定并坚持的正确的作战原则受到错误批判,在红军中的正确领寻开始受到排挤。
1932年1月上旬中共临时中央推行军事冒险主义,强令中央红军攻打赣州,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一错误方针。
3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举行江口圩会议,讨论中央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向赣东北方向发展的战略方针,被拒绝。
30日在红一方面军分成东、西路军行动和日本侵略势力已进入闽南沿海的情况下,向苏区中央局建议应以东路军夺取漳州,以争取政治上、军事上之主动。
4月中旬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分,指挥东路军进行漳州战役,攻克漳州。
8月8日再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接着指挥乐安、宜黄战役。
9月上旬和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分别电复中共湘鄂西和鄂豫皖分局,指出:反“围剿”作战,应依靠根据地群众,诱敌深入,待敌疲劳分散后,集中兵力于运动中各个击破之。
10月上旬参加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在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上,再次遭到错误批评和指责,又一次被迫离开红军领导岗位,专任苏维埃政府的领导工作。
1933年1月17日与朱德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
2月至3月红一方面军在朱德、周恩来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发动的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8月20日在江西南部17县经济工作会议上,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
的报告。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
9月红一方面军开始进行第五次反“围剿”。
1934年1月24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我们的经济政策》的报告。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事业,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
27日在同一个大会上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结论。提出:
“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10月随中共中央、中央红军主力开始进行长征。
12月初在中央红军渡过湘江、遭到严重损失和国民党军重兵围堵的紧急关头,力主放弃北出湘西计划。提出改向国民党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的方针。
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坪召开会议,接受了毛泽东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参加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批判了“左”倾军事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的支持。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确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1月至5月参与指挥红军在川黔滇边界地区进行的四渡赤水战役。
3月与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红军行动。
6月上、中旬指挥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
会师。
26日出席中共中央两河口会议,于28日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制定了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战略方针。
9月4日至6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沙窝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
9月1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川甘边界的俄界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并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将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方面军主力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任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
13日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越过岷山,于17日夺取了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10月19日率领红军陕甘支队翻越六盘山,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县城),结束了红一方面军历时一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22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的扩大会议,正式作出党和红军的战略任务是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大革命的决定。
11月3日红军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会师后,中共中央作出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毛泽东任方面军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
同日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
中、下旬指挥红一方面军进行直罗镇战役,彻底粉碎了敌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12月17日至25日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根据全国政治军事形势和党的总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全国红军的战略方针是:把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力量和猛烈扩大红军。并作出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1936年2月20日与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发起东征战役。
5月初由于国民党军调集重兵进入山西和向陕甘根据地发动进攻,为避免不利决战,与彭德怀率领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结束东征。
6月成立“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兼任政治委员。
7月14日在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西征时,向其发出《关于西征战役的作战原则》的指示。强调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作战。
10月组织指挥红军第一方面军与第四、第二方面军,先后在甘肃会宁和静宁地区胜利会师。
26日与朱德等46人联名发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望停止进攻红军,实现国共合作抗日。
11月中、下旬指挥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重大胜利。
25日向被围困在甘肃中部地区的西路军发出指示。指出:在作战中应集中兵力,实行歼灭战的作战原则。
12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扩大组织,任主席。
同月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领导人张学良与杨虎城,于12日联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后,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会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使国内和平基本得以实现。
同月撰写并发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光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
1937年1月中旬随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等领导机关,由陕北保安移驻延安。
5月2日至14日出席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着重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国性抗日战争开始。
8日与朱德、彭德怀等联合致电蒋介石,要求允许红军参加抗战。
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是对付日本进攻的正确方针。
8月11日与张闻天联名发出《目前红军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
22日至24日在陕北洛川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代表中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
22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25日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与副主席朱德、周恩来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设总指挥部,下辖三个师。
8月底至9月指挥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由陕西三原、富平等地区先后出发,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
9月12日致电彭德怀等,进一步阐明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指出:应向广大指战员及友党友军着重解释我军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基本原则。
17日、20日根据敌人占领山西大同后的形势,先后发出变更八路军原定战略部署的指示。
21日再电彭德怀指出:今日我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只有一手自己的拿手好戏,这就是能起决定作用的、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10月6日指示八路军进行保卫忻口、太原战役,配合友军作战。
12日经过毛泽东的正确指导,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在南方八个省十三个地区活动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
22日与张闻天联名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完全同意恢复由于国民党的干涉,在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时,被取消了的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的名称。
25日发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指出: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
同日电示各部应接受717团七亘村受敌袭击的教训。强调必须把勇敢精神与谨慎精神联系起来,反对军队中胜必骄、轻视敌人的片面观点与机械主义。
11月12日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
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强调要在全国反对阶级的、民族的投降主义。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8年1月11日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战的基本作战原则和方法。
2月发表《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指出根据过去七个月的作战经验,在军事上我们若能运用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方式相配合,必能使敌处于极困难地位。
25日致电项英、陈毅:新四军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
3月5日为抗大同学会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
4月11日发表《在边区国防教育成立大会上的讲演词》。指出:“现在正在进行战争,战争规定一切,战争改变一切。”它除规定着打日本的教育方针之外,还能帮助全中国人民的大团结。
21日与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发出《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指出党与八路军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5月4日向新四军发出指示,开展华中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
同月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它围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要轻视游击战争的重大战略作用,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指出了正确道路。
同月发表《论持久战》。全文共写了120段,21个问题。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敌我双方的各自特点,主要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阐明中国共产党指导抗日战争的正确主张,动员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为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同月指示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配合当地人民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
8月指示八路军第120师一部创建大青山抗日根据地。
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
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根据十五个月的战争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持久胜敌是唯一正确的方针“提出全民族当前的紧急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
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扩大会上作《战争和战略问题》等结论,较系统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和“党指挥枪”等基本理论。
12月指挥八路军第115师主力挺进山东。
1939年1月2日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发刊词。指出:发扬成绩,纠正缺点,是八路军全体将士的任务,也是军政杂志的任务。
20日发表《论持久战》英译本序言。指出:在伟大的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也需要外援的配合。
5月30日发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6月批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指出:吸收新的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已成为目前干部工作上的一项重要任务。
7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指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总校,开赴华北敌后办学,把教学和敌后的实际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9月1日向记者发表《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谈话》,指出,全国人民应该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下,动员一切力量,为准备反攻而奋斗。”
14日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讲演,指出: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是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战争的根本原因。
16日发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指出:共产党在反对顽固派搞磨擦问题上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坚持严格的自卫原则。
10月4日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9至12月指导八路军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0年1月16日在对部队的讲话中说:“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是官兵合作,一条是军民合作。
2月10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在1939年春提出的“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的方针,向全军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
3月11日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阐明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基本方针。4月6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瓦解敌军工作,对争取抗战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5月4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东南局发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
6至8月指示八路军先后成立第4、第5纵队,坚持豫皖苏边区斗争,开辟淮海抗日根据地。
11月7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晋西北军区(第120师兼),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
中旬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布命令,成立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刘少奇为政治委员。
12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论政策》的党内指示。在军事战略方面强调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1941年1月14日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关于援救新四军的指示》,指出:“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授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20日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
22日对新华社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破坏抗战,实行反共的罪恶险谋。
1月至3月领导全党全军与国民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2月2日与朱德、王稼祥发出《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指出,目前华中指导中心应着重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边,苏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苏鲁地区。
7日批准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颁布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委员会条例》。
5月9日与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联名发出《粉碎敌之蚕食政策及发展地方武装的指示》。
11月7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其中指出:根据地军事建设必须适合新的客观环境,中心注意力应放在地方军和人民武装的巩固与扩大上,主力军应适当采取精兵主义。
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
1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的总方针,仍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
1942年2月在延安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据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于6月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顿三风的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
5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关向应为政治委员。
9月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问关系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应该领导一切组织,各地军事政策与军事行动的大政方针,须经各地党委集体讨论,具体行动由军队首长决定,主力军必须接受所在地区党委的一元化领导。
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指出: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12月在《关于发展军队的生产事业》的指示中指出:各部队除担负守备任务外,均应以一个至几个相当数目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以期增加农业生产,厉行“军民兼顾”的原则。
1943年1月5日致电陈毅、饒潄石指出:整个抗战尚需准备两年,你们需想各种办法熬过两年,保持我军基本骨干,只要骨干存在即是胜利。
2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根据毛泽东和王稼祥关于表扬和宣传抗战中英雄人物有重大教育意义的指示精神,发出《关于宣传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各种英雄人物问题的指示》。
3月20日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6月1日致电彭德怀指出:抗战还需准备三年,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需讲究最善方策。
7月1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质问国民党》的社论,揭露蒋介石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制造内战,破坏抗战的罪行。
7至9月领导全党全军采取强硬态度和有力措施,在国际国内舆论压力的配合下,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并发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强调军队应加强对敌斗争,实行精兵简政,积极拥政爱民和努力发展生产等。
1944年4月11日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导下,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政,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报告》。《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后我军政治工作的又一历史性文献。
12日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指出:从1941年至今三年多以来,敌以百分之六十的在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
6月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必须把争取攻占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及交通要道,以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提到极重要地位。
6、7、8月与周恩来、朱德等先后多次接见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成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当时形势、中美关系和国共两党关系的观点和政策。
7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向全军发出《关于整训军队的指示》。强调必须在现有物质基础上和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技术战术水平和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为将来的大发展和大反攻准备条件。
8月22日与刘少奇、陈毅致电新四军,要求“华中部队整训应着重练兵、带兵、养兵、用兵四大项,而以练兵为中心”,并应打破常规,实行群众练兵的方法。
9月8日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讲演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18日在中央招待留守兵团学习代表的演说中指出,我们的军队一向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12月15日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发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根据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战场的形势,明确指出:1945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路线。其中专题论述了“人民战争”和“人民的军队”两个问题。
27日为《解放日报》写《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指出,军队的生产自给,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6月19日出席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由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1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日本宣布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指出,根据形势发展,我党任务将分两个阶段,目前阶段集中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猛力扩大解放区;将来阶段准备应付蒋介石的大举进攻,对付内战。
13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对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时局的发展作了科学分析,指出:“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
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
26日同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谈判。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8月至12月先后组织和指挥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共11万人,干部2万人进入东北,为创建东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2日日本帝国政府签定投降书。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指出:“针锋相对”要看形势。有时候不去谈,是针锋相对;有时候会谈,也是针锋相对。
我们的方针是保护人民的基本利益,在此原则下可以作一些让步。但却不是交枪,“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10月指导晋冀鲁豫军区举行邯郸(平汉)战役。并指出:这一仗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务必精密组织,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争取胜利。必须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于我有利地区,再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
11月5日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发表《国民党进攻的真相》的谈话。强调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
12月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
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强调一切工作布置均应作持久打算。
12月28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
指出,应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根据地,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地方武装,以便配合野战部队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1946年4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四平保卫战。
5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练兵问题的指示》。指示强调,我党必须充分准备,能够于国民党发动内战时坚决彻底粉碎之。
1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关于时局和对策的指示》。指出,新的全国大规模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方针是力争东北停战及制止全国内战。
下旬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鞍(山)、海(城)战役。
6月22日代表中国共产党就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
26日蒋介石反动集团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正式开始。
7月至8月指导晋绥、晋察冀军区举行晋北战役。
7月至8月指导华中野战军举行苏中战役(即“七战七捷”)。并在战役结束后将其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分批歼敌的经验通报全军。
7月至9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举行闻夏、同蒲战役。
7月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从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规定了战胜敌人的方针、原则和方法。强调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
7月指导山东野战军举行朝阳集战役。
7月至9月指导晋察冀、晋绥军区举行大同、集宁战役。
8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出击陇海路战役。
9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定陶战役,并将战役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作为范例,向全军作了介绍。
9月16日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提出了实行这一作战原则的若干方法。强调实行这一作战原则的效果是“一能全歼,二能速决”,它“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
同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举行临(汾)、浮(山)战役。
同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张家口保卫战。
10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发出《三个月总结》。在全面分析战争形势、总结战争初期基本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民解放军今后的作战方针、作战任务,以及解放区土地改革、生产与支援战争等任务。
同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鄄城战役。
同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新开岭战役。
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易(县)、满(城)战役。
14日批准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对俘虏工作的指示》。要求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尊重俘虏人铬,严禁杀害俘虏或搜俘虏腰包。人人做教育俘虏的工作,大胆使用俘虏,瓦解敌军。
15日至22日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滑县战役。21日同刘少奇、周恩来三人开会讨论战略形势。指出,共产党能够战胜蒋介石集团,用三年到五年,最长十五年。明年是关键的一年。
11月至12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和晋绥军区各一部举行吕梁战役。
12月指导山东、华中野战军举行宿北战役。
同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举行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
24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强
调为保持与提高我军战斗力,适应长期战争需要,必须善于利用战斗间隙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1947年1月上、中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巨(野)、金(乡)、鱼(台)
战役。
1月指导山东、华中野战军举行鲁南战役。
1月中、下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晋绥军区各一部兵力举行汾(阳)、孝(义)战役。
1月下旬指导晋察冀军区举行保(定)南战役。
1月下旬至2月初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举行豫皖边战役。
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指出:
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蒋军则开始失去了主动。今后数月内如能再歼敌四十至五十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并提出加强炮兵和工兵建设是今后军事建设的中心任务。
27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在军队中组织党委会的指示。强调凡作战、工作、政策及干部等问题,除紧急情况之处断应由首长担负外,在一般情况下,应经各级党委会民主讨论决定,再由首长执行。2月下旬指导华东野战军举行莱芜战役。3月中旬与周恩来等主动撤出延安,转战陕北,继续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并直接指挥陕甘宁战场的作战。3月下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发动豫北战役,转入战略性反攻。3月至5月指导西北野战军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
3月26日在陕西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另由刘少奇、朱德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4月初至5月中旬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等部发动晋南攻势。
4月至5月上旬指导晋察冀军区举行正(定)太(原)(铁路)战役。
强调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是完全主动、正确的作战方针。
4月15日在《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周旋一时期,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灭之。这种办法叫“磨菇”战术。
17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加强后方勤务工作的通令。强调解放区的一切战争动员工作都应从长期打算。尤其是节省人力物力,严禁浪费,是支持长期战争的必要条件。
5月中旬至6月底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全面发动夏季攻势。
5月指导华东野战军举行孟良崮战役。针对战场情况,多次指示: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去扰敌后路,让敌放手前进,必能找到歼敌机会。
6月中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县)、沧(县)战役。
6月30日至9月组织指挥刘邓、陈粟野战军和陈谢集团挺进中原。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7月21日至23日在陕西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共中央前委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军事计划和地方工作问题。根据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认为,对蒋介石的斗争用五年时间解决(从1946年7月算起)是有可能的。
8月中旬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
9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指出:
“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
9月至12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内线兵团举行胶东保卫故。
9月中旬至11月上旬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秋季攻势。
9月下旬至10月中旬指导西北野的军举行黄龙战役与延(长)清(涧)
战役。
10月1日起草并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申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
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
10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颁发《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多年来实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内容作了统一规定。
中、下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清风店战役。
11月上、中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石家庄战役。
11月至1948年夏领导人民解放军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用诉苦(诉旧社会和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法先后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
12月中、下旬指导晋冀鲁豫军区、西北野战军各一部攻克山西运城。
中旬至1948年3月指导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冬季攻势。
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在军事上,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
下旬至1948年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涞水战役。
1948年1月3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强调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群众,“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三大目的。”
2月至3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宜川战役。
3月至5月指导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举行临汾战役。
3月7日为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取得如此显著胜利,原因甚多,但最值得注意的是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这样的军队将是无敌于天下的。
上、中旬指导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举行洛阳战役。
中、下旬指导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举行胶济路西段战役。
下旬指导晋察冀野战军举行察南绥东战役。
20日起草并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情况的通报》,着重通报了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军事形势的变化情况。强调我们的方针是稳扎稳打,不求速效,只求平均每月消灭敌正规军八个旅左右,每年消灭敌军约一百个旅左右。
21日与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由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出发,东渡黄河向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北坡村转移。
4月至5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举行胶济路中段战役和津浦路中段(兖州)战役。
4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西府(即泾河、渭河之间地区)、陇东战役,收复延安。
5月9日参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调整和加强华北、中原党政军领导机关。
中、下旬指导华北第二兵团主力和东北人民解放军一部举行冀热察战役。
下旬至6月初指导中原野战军主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及桐柏、豫西部队举行宛东战役。
6月中旬至7月下旬指导华北第一兵团举行晋中战役。
中旬至7月指导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配合下举行豫东战役(又称开封、睢杞战役)。
7月2日至16日指导中原野战军一部在桐柏、陕南军区配合下,举行襄樊战役。
8月8日至13日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澄(城)、■(今合阳)战役。
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建屏(今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分析整个战争形势的基础上,作出了大约五年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估计。会议为人民解放军争取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加速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从各方面作了准备。
9月上旬至10月指导华北第2、第3兵团举行察绥战役,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
12日至11月2日指挥东北野战军举行辽沈战役。这是战略决战中三大战役的第一个战役。毛泽东为战役制定了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北宁线,把卫立煌集团封闭在东北各个加以歼灭的作战方针。
16日至24日指挥华东野战军集中全力举行济南战役,并对战役的方针、部署作了具体指示。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于当日发出《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规定:“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
10月指挥华北第一兵团等部举行太原战役。
同月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大)荔北战役。
同月指导中原野战军举行郑州战役。
11月1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令,对全军的组织编制、番号作了统一规定。这是人民解放军实现正规化的一项重要的组织措施。
同月至1949年1月指导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联合举行淮海战役。
为战役制定了三个阶段作战的指导方针,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华东野战军首长的建议,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
14日发表为新华社所撰写的《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评论指出:“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而故争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原来预计大约需要五年左右时间,现在看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15日同意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中央局、分局和野战军前委发出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明确规定了对大中城市实行军事管制的九项任务。
11月中、下旬指导西北野战军举行冬季战役。
11月中旬至1949年1月指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联合举行平津战役。指示东北野战军及华北第2、第3兵团对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等地敌人先实行“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然后再逐一加以歼灭的方针。
1949年1月1日发表为新华社所撰写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郑重宣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一定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1949年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日至8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整个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崩溃,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地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向全党提出在1949年的17项任务。要求人民解放军主力在平津、淮海等重大战役结束后,应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5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按序数排列的决定,全军进行整编。
2月至3月指导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
3月5日至13日在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提出了今后解决一百多万残余的国民党军的三种方式。同时强调:“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
25日随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由河北平山县西北坡村移至北平(今北京)。当日同朱德、周恩来等在西苑机场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
4月21日在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与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同月指挥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举行渡江战役。
同月指导第18、第19、第20兵团等部攻克太原。
25日与朱德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愿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的约法共八章。
5月中旬至6月初指导第三野战军举行上海战役。
5月12日同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领率机关与中原军区领率机关合并,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兼华中军区。
16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
23日同意中共中央军委向各野战军发出向全国进军部署的指示。各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迅速展开了向全国的大进军。
6月15日同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式样。
7月至9月指导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和举行福州战役与漳(州)厦(门)
金(门)战役。
7月至9月指导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举行扶(风)眉(县)战役、兰州战役和宁夏战役。
7月上旬至8月下旬指导第四野战军向中南进军,先后发起宜(昌)沙(市)战役、湘赣战役和赣西南追击作战。
7月16日在对第四野战军南下作战的方针和部署中指出:对白崇禧部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大迂回、大包围方法,方能掌握主动。
9月初至1950年初指导第一野战军向河西走廊进军及进军新疆。
9月中旬至10月指导第四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举行衡(阳)宝(庆)
战役和广东战役。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任主席。
20日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郑重讨论了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和今后建军等问题,并决定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成立国防研究小组。
11月1日至月底指导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先后解放贵阳、重庆。
6月至14日指导第四野战军在第二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举行广西战役。
11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构。12月5日同意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布《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
强调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
上旬至月底指导第二野战军举行成都战役。
1950年1月至2月指导第二野战军在第四野战军一部配合下举行滇南战役。1月指示全军先后抽调140多个师的兵力,迅速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
2月指导第四野战军在广西举行平而关战役。
22日同意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
3月中旬至4月初指导第二野战军发起西昌战役。
3月至5月指导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发起海南岛战役。
4月14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领导机构。
5月1日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行一次整风运动,克服居功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腐化堕落错误,密切党和人民的联系。
16日至30日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的决定。
同月至7月指导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解放舟山群岛。
同月至8月指导第四野战军一部解放万山群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1950年6月15日审批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准备向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
25日朝鲜内战爆发。
30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联合发出《关于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的复员工作的决定》。
7月7日同意总参谋部关于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的决议,并通过军委于13日作出决定,以原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为主组建东北边防军。
8月1日修改并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指出:人民解放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国防建设,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必须提高全体指战员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
同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领导机构。
5日致电嵩岗,要求东北边防军于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
25日电示第四野战军、中南军区及中共华南分局,必须做好防止敌人在粤东方向举行登陆袭击的准备。
27日电告彭德怀,为应付时局,须集中十二个军以便机动。
9月1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领导机构。
25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并致祝词。
9至10月同意并先后派出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及中共中央代表陈赓,前往越南,帮助越共中央和越南人民军总部组织指挥了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边界战役。
10月2日致电斯大林,通报中国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援助朝鲜。
8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
朝参战的命令。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日致电金日成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参战,帮助朝鲜人民反对侵略者。上旬至中旬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国人民武装工作会议。确定了全国人民武装工作的基本方针与任务。
13日至14日致电周恩来详述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方针和部署。
17日电示彭德怀、高岗等,志愿军先头部队准备于19日出动。
同月指导第二野战军及西北军区一部开始向西藏进军,并于10月下旬攻占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22日电示第19兵团待命开赴东北。
23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领导机构。
25日至11月5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一次战役。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27日电告彭德怀、高岗,决定华东第9兵团北调东北整训,以备战略急需。
11月8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
11月6日至12月24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二次战役。迫敌由进攻转入防御,扭转了朝鲜战局。
11月22日以中央军委名义,电示各中央局、华南分局及各大军区,应加紧准备防空,特别是沿海大城市,要迅速准备妥当,战胜敌人空袭。
12月1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发布《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联合决定》。
3日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一九五一年部队教育时间比例规定的指示。指出: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
25日领导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领导机构。
31日至1951年1月8日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三次战役,收复三八线以北地区,并解放了汉城。
1951年1月4日同意成立军委兵工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李富春、聂荣臻任副主任。
13日电示华东军区和中南军区,加强战备,防御国民党军队进攻厦门,汕头。
15日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在南京成立,任命刘伯承为院长兼政治委员,并为该院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2月1日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队列条令(草案)》和《纪律条令(草案)》在全军试行。
7日致电周恩来详述在朝鲜战场实施轮番作战的兵力计划。
18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起草决议要点,其中强调必须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运动。
3月24日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编制问题的决定》。
3月底至5月中旬同意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作出决定,组织“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前往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军和朝鲜人民。
4月17日电告彭德怀应注意防敌以空降兵扰我志愿军后方。
同月同意总政治部召开全军组织工作会议,部署全军整党。
同月同意在全军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
同月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第五次战役。
5月26日致电彭德怀:历次战役证明,我志愿军对美英军作战,目前应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
6月1日至电彭德怀应增强我志愿军的反坦克武器和反坦克部队,以征服敌人大量坦克,阻止敌人坦克的猖獗和大量歼灭敌人步兵。
26日同意空军拟于9月赴朝实行作战的计划。
7月2日至4日致电彭德怀、高岗及金日成,指出有关朝鲜停战谈判的领导等问题,以及和谈期间志愿军必须加强战备的部署。谈判于7月10日在开城举行。
9月2日致电斯大林祝贺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9月至11月同意以军委名义在北京集训全军高级干部,学习苏军先进经验,进行现代化、正规化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的需要。
12月8日同意并指导在全党全军开展“三反”运动。军队的“三反”运动到1952年10月结束,
1952年1月1日同意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进行精简整编。
18日电复陈毅并告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
2月1日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发布《关于部分部队集体转业的命令》。并于4月15日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签署决定,从人民解放军中调拨41个整师,11个整团共46万5千余人转为工、农业建设部队。
4月同意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先后派出10万官兵参加荆江分洪工程施工。
5月批准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在北京成立。
7月10日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和上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发训词表示祝贺。强调加强部队的正规化建设和提高各级指挥员、司令机关的组织指挥水平,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国防部队不可缺少的两个重要条件。
18日同意聂荣臻、粟裕所拟军事建设五年计划。
同月同意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8月1日与周恩来、朱德出席在北京举行的全军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
24日同意总政关于全军文化教育座谈会报告。“报告”明确提出三五年内使全军排以上干部普遍达到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
10月24日致电彭德怀、邓华等,祝贺中国人民志愿军从9月18日开始的对全线敌军进行的战术性反击作战的重大胜利。
同月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向全军发出《关于纠正放松军事教育和纪律废弛现象的指示》。
11月对关于加强海军建设问题提出:我国必须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
12月4日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各级人民武装委员会的决定》。
同月6日和19日同意总参、总政关于组织部队机关干部转换到朝鲜战场锻炼的计划。
9日电示邓华:志愿军必须火急准备粉碎敌人登陆计划。
2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并向志愿军、东北局和军委各部门发出《中央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
中旬同意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与政务院联合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
中旬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参谋长、政治部主任联席会议,进一步明确和统一了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思想。
28日发出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所起草的《关于加强防敌进攻福建沿海的指示》。
1953年1月10日批准在南京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
10日至19日同意在北京召开全军第一次国防工程会议。
2月19日至24日先后视察了海军的“长江”号、“济阳”号、“南昌”
号等五舰,观看了两艘鱼雷快艇的演习。并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5月指导华东军区陆海军攻占浙东沿海若干岛屿的作战。
7月批准并指导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金城反击战役。
同月中旬指导驻福建、广东沿海部队,粉碎国民党军向东山岛的进犯。
27日朝鲜停故协定正式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8月10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首届功臣模范代表会议题词:“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9月1日批准在哈尔滨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并授予训词。训词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以及有大批能够掌握这种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人才。军事工程学院创办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
12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作《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的讲话。指出:战争的胜利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
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批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确定我军建设的总方针、总任务是:建设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以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抵御帝国主义侵略。
1954年3月同意组成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实施奠边府战役。
4月同意中共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5日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毛泽东在审批这一条例(草案)时,加写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
同月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期间指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民兵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7月21日中国第一架雅克—18型飞机试制成功。8月1日发贺信表示嘉勉。说“这在建立我国的飞机制造业和增强国防力量上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9月15日至28日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任主席。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任主席。
10月18日出席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
同月经毛泽东批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式成立。
11月9日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领导人。
12月同意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实行义务兵役制、军衔制和军官薪金制的政治工作报告和全国各大军区的划分方案。
19551月28日在同芬兰首任驻中国大使谈话中说:“第一,我们不要战争;
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2月9日命令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12日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
3月21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指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
同日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
4月7日发布关于结束中国与德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命令。
同月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接收苏联军队驻旅顺、大连地区的防务,并于4月15日举行交接仪式。
同月21日批准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
6月22日批准于当日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
7月30日,命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
9月27日出席在北京举行的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并将各种勋章分别授予有功人员。
10月15日出席全军射击与体育检阅大会开幕式。
1956年1月1日批准《解放军报》于当日正式出版。
10日在陈毅陪同下,视察了我国最大的一所造船厂,观看我国第一艘潜水艇的组装情况。
3月同意中央军委于6日至15日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确定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
4月25日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论述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要生产原子弹。并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同月同意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
6月接见海军第一届代表大会代表,并讲了话。
10月8日批准于当日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担负我国的导弹研究任务。
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讲话中说:“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1957年1月7日至27日同意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同加强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2月15日在彭德怀等陪同下,接见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
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时指出: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专政的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3月19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并说,军队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应有些不同。
8月23日批准当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
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军队里头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
12月18日在加强我国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主要措施的报告上批示:“全力以赴,务歼入侵之敌”。
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指出:“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光荣传统”。
3月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任院长兼政治委员。
同月批准中国人民志愿军从3月到10月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5月至7月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并作了讲话。在6月23日的讲话中说:
十大军事原则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但马列主义不是停止的。“十大原则也要根据今后战争的实际情况,加以补充和发展,有的可能要修正的。”
7月27日在给彭德怀、黄克诚关于炮击金门问题的信中说:“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
8月、9月先后发出“实行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的号召。
10月6日发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起草的《告台湾同胞书》的文告。
12日任命黄克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13日发表所起草的给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
11月29日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
12月10日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现全民皆兵”,彻底打败侵略者。
1959年2月20日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出席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空军党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
3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开始平息西藏武装叛乱。
6月同意中央军委决定,在中国西北建立核试验基地。
9月1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会议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军委主席。
10月1日出席建国十周年庆祝大典,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阅兵式,检阅了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
12月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委员会。贺龙任主任。
1960车1月批准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民兵工作会议。
同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主要讨论了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
6月14日在中共上海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全国要搞大后方。
9至10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
1961年5月1日同意以中央军委名义,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条令颁发全军。
6月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精简机关,适当压缩国防费用,大力支援地方建设。
11月《毛泽东军事文选》出版发行。
同月批准成立国防工业办公室。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并在会上讲话。在1月30日的讲话中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
6月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战备,粉碎了台湾蒋介石集团进犯东南沿海的军事冒险企图。
10月指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地区边防部队,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保卫了我国的安全。
12月批准成立中共中央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生产建设和原子武器研究、试验工作的领导。周恩来任主任。
1963年2月19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说:“我们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各省市的同志和中央的同志都要注意抓军事,抓军队。”
3月5日为因公牺牲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4月12日在听取南京军区领导汇报部队训练情况时指示:“野营训练是一种好方法,应该在全军推广这种方法。”
12月16日在听取国家科委汇报十年规划时指示:原子弹、导弹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比别人搞得多,同时,我们又是防御的战略方针。因此,除搞进攻性武器外,还要搞些防御性武器。
1964年2月6日会见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对发展尖端武器和农业、地质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谈话。
5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要准备打仗。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要做好平战结合。
同月在听取汇报“三五”计划时,对搞远程导弹问题作出指示。还指出,一定要下决心进行后方建设。
6月上旬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时指出: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要建立战略后方。
6月15日、16日同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北京、济南部队军事训练汇报表演。
7月23日同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接见击落U—2敌机的空军英雄部队全体指战员。并一起照了像。
8月22日接见出席第十届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后的访华外宾,在谈话中指出:我们国家将来可能生产少量的原子弹,但是并不准备首先使用。
这是我们作为防御的武器。
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5年1月对战备防空问题作了指示。
6月指示人民解放军派出地空导弹、高炮、铁道、工兵等部队参加援越抗美战争。
7月在听取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指示,立足于打,立足于大打。
8月17日指示全军各级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到地方参加社教工作。
同日与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起,接见了在“八·六”海战中海军参战有功部队的代表。
10月12日在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谈话中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
12月2日在一个批示中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与业务、军事、经济、技术的关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帅,政治总是头,政治总是率领军事,率领经济,率领业务,率领技术的。”
1968车5月7日发出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
16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从此,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迅速地在全国展开。在“文化大革命”中,军队建设也受极大损害。
7月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构。
9月24日《解放军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解放军对敌人是战斗队,对自己是工作队”。
1968年1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决定,人民解放军开始执行“三支两军”(即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
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7月7日接见军训会议代表并讲了话。
9月26日接见在京军事干部并讲了话。
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指示:“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没有纪律,党就无法率领群众与军队进行胜利的斗争。”
12月19日在给越南南方阮友寿主席的贺电中指出:“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
1968年5月20日在同林彪谈话中指出:军队不能搞抵制错误的领导。如果各人按各人的意见办,军队怎能打仗?
9月批准人民解放军派出部队帮助老挝修筑公路。
11月25日在国防科委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
1969年3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取得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4月在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指出:“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赞扬我边防部队在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靠勇敢、近战,靠人民战争,打败了优势装备的苏军侵略者。
28日任新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1970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
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5月20日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的声明。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
但是,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强调在正义战争的前提下,“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
7月29日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杨·约尼查。在谈话中说:要准备打仗。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来了也不怕,有办法。
11月24日对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
作了批示。要求全军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
12月19日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报告批示: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
同月根据毛泽东“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指示,全军中高级干部开始采取以自学为主,并举办读书班等形式,比较认真地读一些马列原著。
1971年1月8日对济南军区政治部《关于学习贯彻毛主席“军队要谨慎”指示的情况报告》作了批示。据此,全军开展了反骄破满的自我教育运动。
8月中旬至9月12日在外地巡视期间指示:“军队要谨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
10月4日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指示:“军队要严格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
1972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指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学全国人民”。
5月27日批准我海军派出扫雷部队到越南民主共和国协助海上扫雷。
12月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口号。
1973年8月13日叶剑英在军委办公会议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打仗也要靠民兵,有正规军也要搞好民兵训练。”
9月12日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在谈话中说:“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
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丧失警惕。
11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的建议,并于12月作出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决定。
12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
1974年1月指导人民解放军取得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
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布迈丁,在谈话时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
8月、12月经毛泽东批准和中共中央先后两次通知精神,全军对林彪军事上的错误开展批判。
1975年1月5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海军首长指示: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
6月24日至7月15日同意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由叶剑英、邓小平副主席主持,贯彻执行毛泽东“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
11月3日对海军报告有关领导班子问题的批示: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1976年9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