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十年数十记者被谋杀
10月7日,俄罗斯《新报》记者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女士在其寓所被枪杀,此案震惊了俄罗斯,也震惊了世界。在被谋杀前两天,她正在准备发表一个批评俄特工在车臣进行酷刑折磨活动的报道。
此前,48岁的安娜·波里科夫斯卡娅曾收到过许多威胁,她于2004年乘飞机时被人在茶中下毒,但她在那次事件中幸免于难;她的儿子经常对她的汽车进行检查以防汽车被人安装了炸弹。她遇刺后,其所服务的报社俄罗斯《新报》办公室宣布准备悬赏奖金2500万卢布(约93万美元)缉凶。波里科夫斯卡娅是俄罗斯近两年来遇害的最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此前的一例是2004年,《福布斯》杂志俄罗斯版总编辑、美籍俄罗斯人保罗·克列布尼科夫在莫斯科办公室外被枪手杀害。
据总部设在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统计,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记者丧生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从1996年到2005年间,已经先后有23名记者在俄罗斯遇害。
本报专稿 尹林标
1994年10月一个灰暗阴冷的早晨,数以千计的致哀者聚集在莫斯科青年宫瞻仰迪米特里·科洛道夫的遗体。科洛道夫是一名新闻调查记者,因为手里被人放了炸弹的手提箱爆炸,受了致命伤。尽管很多致哀者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位27岁记者的名字,但是他们仍然冒着漫天飘舞的雪花耐心等待着排队经过他的灵柩。
科洛道夫是前苏联解体、新宪法通过之后被暗杀的第一个俄罗斯新闻工作者。然而迄今为止,没有人因为科洛道夫被杀而被判罪。
揭露黑幕与腐败
在《莫斯科共青团报》召开编辑会议的房间里,佐雅“啪”的一声把将于今年稍晚一点送到斯特拉斯堡的档案撂在办公桌上。“我们没能在俄罗斯伸张正义,我们就要到其它地方伸冤。”她说。不管说什么,她和丈夫尤里·科洛道夫都不会相信杀人凶手没有受到保护。“俄罗斯有一种‘气候’,记者被杀了,可却没人会被惩罚。”
科洛道夫夫妇都已年近古稀。丈夫尤里是高级物理学家,妻子佐雅教数学,后来成了一名电脑编程员。
“我们的儿子迪米特里在学校非常优秀,他步哥哥后尘进了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但他总想成为一名记者或者作家。”佐雅回忆说,“他很小的时候就出了自己的报纸,上面有相应的社论、填字谜、天气预报,甚至短故事。”
迪米特里服役2年后,进了一家电台工作。后来,他看到一则招聘广告后应聘为《莫斯科共青团报》记者。这家报纸在开放后变成了一家专门揭露丑闻的报纸。迪米特里接受的最初的任务之一是报道格鲁吉亚内战。他在被擢升为军事记者后,开始报道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武装部队面临的各种问题。科洛道夫盯住的揭短对象是一个当时的国防部高官。这是一个强健的空降兵,曾在阿富汗战争中指挥前苏联空降部队,后来当了西部军团司令,驻扎于前东德,直到前苏联解体导致的撤军。科洛道夫利用军方消息人士提供的信息,指控他属于一个贩卖战斗机、直升飞机、坦克、重武器的“穿军装的黑手党”。他还追查了盛传不衰的谣传,即这个高官把军队资金挪作个人使用,花180万美元购买了2辆梅塞德斯房车。
科洛道夫从来没有告诉过父母,他开始接到匿名恫吓电话,警告他“不要碰我们的人”。他通过关系了解到这名国防部高官禁止所有高级官员接受他的采访,并且签署命令不准他进入军事基地。他死的那天得到了一张莫斯科卡赞火车站行李房的行李票,这张票来自一个可靠的关系——俄罗斯反间谍机构的一名官员。这个官员对他说,有一只手提箱里面有揭露国防部财务丑闻的材料。科洛道夫很高兴,因为他将在俄罗斯杜马一个调查腐败的委员会上作证。
就在他打开箱子的一刹那,包内250克TNT炸药爆炸了
科洛道夫拿了这只手提箱后马上返回他的办公室。就在他打开箱子的一刹那,包内250克TNT炸药爆炸了,封闭的房间被炸得一片狼藉。令人惊讶的是,另一个在同一个房间工作的记者凯特耶·德耶瓦没被炸死,只留下了一些伤口和青肿。科洛道夫被紧急送进医院,醒来一会儿的时候,嘴里含糊不清地说:“不应该这样的……”尽管尽力抢救了,但他还是在到医院后不久死了。
莫斯科检察院立即展开了调查,《莫斯科共青团报》同意支付尤里和佐雅的代理律师费用。“他们告诫我们必须耐心,”佐雅疲惫地回忆说,“但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噩梦持续了10年多。”1998年,有6名男子被指控谋杀了迪米特里·科洛道夫,其中5个是前伞兵,包括一名前情报官员珀维尔·波波夫斯基上校。当时,国防部那位高官已经被解除了职务,他因为新的腐败指控而名誉扫地了。又过了2年,此案开庭审理。因为这些被告人杀人时一直在军队,此案由一个军事法庭审理。
当时,幸免于难的记者德耶瓦承认检察院的工作做得非常充分,800页起诉书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用来炸死科洛道夫的炸药可以被追查到波波夫斯基和他的同案被告当时驻扎的基地。在《莫斯科共青团报》登报呼吁人们提供有关这次谋杀的线索后,一名现役军人找到了《莫斯科共青团报》。“他准备宣誓作证他确实看到其中一名被告在装配这枚炸弹。”德耶瓦说,“但是,军队发现这个情况后,他立即受到了巨大压力,结果撤回了他的说法。”
经过19个月的诉讼,6名被告都被判无罪
法庭证实,那位原国防部高官对媒体的批评大为恼火,几次在会上提到了迪米特里·科洛道夫的报道。他谈论“那个在我身上涂泥巴的小东西”时,波波夫斯基都在场。这位前高官到庭作证时,承认他指示部下把媒体“摆平”,“让心怀敌意的媒体循规蹈矩”。
随着这个案件拖延下去,佐雅越来越担心起丈夫的健康。儿子死后不到2个星期,尤里的心脏病发作了,结果他的工作生涯就此结束。他不顾医生的忠告,不辞辛劳,要向法庭提交一个挑战辩方的法医证据的报告。“以我对炸药的了解,足够使我认为他们蓄意歪曲事实。”尤里解释说。
为了准备他的证据,当来自莫斯科各个停尸房的无主尸体在试验中被爆炸,以证明炸死迪米特里的精确爆炸力时,他坚定地赶到了现场。“请相信我,这并不是每个人都想经历的。”他回忆说。一个到庭的律师认为,尤里驳倒了辩方的法医专家,但是他的观点在最后陈述中没被法庭接受。2002年夏天,经过19个月的诉讼,6名被告都被判无罪。
这个结果在科洛道夫夫妇的意料之中。“看他们在法庭上的举止,他们显然知道军方会照顾自己人的。”佐雅满腔愤懑地说,“他们老向我们指指点点,哈哈大笑,或者口出污言。”
后来一个上诉法庭撤销了无罪判决,下令重审辩方证据和程序。但是,2005年3月,最高法院裁决维持原判。尤里和佐雅被告知,因为谋杀案已过追诉时限,他们无法继续在俄罗斯境内打官司。
尽管科洛道夫夫妇知道斯特拉斯堡欧洲人权法庭做的裁决和建议对俄罗斯当局没有任何约束力,但是他们没有想到放弃斗争。“我们精疲力竭了,朋友们给我们鼓劲。”佐雅说,“放弃斗争,那就意味着,杀害迪米特里的人、发布命令的人赢了。我们怎么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6年前,普京接替叶利钦时,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讲话中,赞扬了俄罗斯记者们的工作。“没有揭露真相、维持正义的媒体就不会有俄罗斯的民主,我们就不能建成一个文明社会。”普京说。
过去10年来,俄罗斯至少有23名记者死于谋杀
此后不久,莫斯科一个著名评论员伊戈尔·多姆尼科夫在他的公寓外面,遭到了一次疯狂的袭击,头部被榔头击伤。多姆尼科夫为俄罗斯《新报》工作,这是一家具有无所畏惧报道历史的双周报。多姆尼科夫昏迷后再没有醒来。2004年,俄罗斯又有4名记者被谋杀。到了当年年底,死亡人数达到10名。
纳塔娅·斯克里尔是受害者之一,她是南方城市顿河畔罗斯托夫一家报纸的商业记者。她在回家途中遭到伏击,被铁棍打死前,她一直在调查为并购当地一家冶金工厂而展开的一场激烈争战。
根据驻纽约保护记者委员会最新的报告,过去10年来,俄罗斯至少有23名记者死于存在雇凶杀人痕迹的谋杀。但保护记者委员会说,几乎每个案件,警察都不会逮捕人,法庭从来没有做过有罪判决。警方发言人说:“没有可以被指控犯罪的嫌疑人。”
随着被杀人数的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团体“改革开放防卫基金”发出了一个严重警告:“调查记者的工作正在成为一种极其危险的职业。”特别在有些州里,腐败和有组织犯罪交织在一起,到处嗅闻的记者,他们的生命往往处于危险之中。
在伊丽娜·佩特鲁肖娃创立了一个挑战哈萨克腐败领导层的周报之后,一条割掉头颅的狗被挂在她办公室外面,上面有一句话:“没有下次了。”狗头则被钉在佩特鲁肖娃家的前门。因为担心孩子的安全,她逃到了国外,但是仍在逃亡中编辑这份报纸。
在莫斯科东南大约1000公里的陶里亚蒂,一家以批评官员腐败和当地黑手党而闻名的报纸的2名编辑,在不到18个月中先后被杀害。第一个是瓦勒里·伊万诺夫,他是《塔莱金斯卡耶评论》创立时的编辑,他经常写到俄罗斯记者为维护一张正义报纸而付出的血的“悲剧代价”。2000年2月,伊万诺夫出门为女儿买糖时被枪杀,头上挨了8枪。伊万诺夫的接替人阿历克西·西道罗夫在他家外面被一把冰锥刺了,结果死于他妻子的怀抱。
西道罗夫案成了一个少有的例子:一个记者被杀后,有人被捕。警方声称是当地工厂的工人承认在醉酒后袭击了他。但是,法官否定了控方的证据,于是此案也停止了审理。
2004年7月,保罗·克列布尼科夫在莫斯科一条街上被击中数枪死亡。一些团体认为他的死亡可能是保护记者运动的一个转折点。克列布尼科夫是一个俄罗斯裔美国人,几个月前被任命为俄语版《福布斯》杂志的总编辑。他的项目之一是公布第一个俄罗斯前100名富人榜。许多被提名的人大为恼火,可能是因为害怕由此引来税收官和黑手党绑架者。
“如果俄罗斯要继续吸引外资,此案必须调查清楚。”当时一个要求匿名的莫斯科评论员说,“如果一个重要的外国记者光天化日之下会在首都被杀,这里的法律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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