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时的朱德：向总理敬最后一个军礼

　　朱德最后一次外事活动 离他去世仅隔１５天

　　当时，外面谣言四起，传说纷纭。广播里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黑后台”，朱德对此不屑一顾，他轻声地问康克清：“你知道小平同志住在哪里吗？”康克清摇摇头，朱德说：“现在，他连自由都没有，他出得来吗？说他是天安门事件的总指挥，碰到鬼了！”

　　朱德有一次同江西省委常委刘俊秀谈话，针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愤慨地说：“别听他们‘革命’口号喊得比谁都响，实际上就是他们在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不讲劳动，不搞生产，能行吗？粮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没有粮食，让他们去喝西北风！”

　　天安门事件后，“四人帮”借机大肆镇压革命群众，使国家局势变得很复杂，国民经济遭到更严重的破坏。

　　１９７６年的分分秒秒，对于朱德都是那么宝贵。他好像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不听劝告拼命地工作。从２月到７月初去世，５个月中，他会见外宾１８次，找人谈话３次，其中一次还是亲自去中央党校看望老教授成仿吾。

　　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朱德的肺炎复发了。但他毫不在意，照样工作，照样会见外宾。这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按照有关方面的安排，朱德要会见澳大利亚联邦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早晨，朱德起床后，感到身体不太舒服。家人劝他立刻休息，不要再工作了。朱德听后摇了摇头：“这是党安排的工作，我怎么能因为身体不好而随便不去了呢？”

　　吃了药，他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踏进大会堂，来到预定的会见地点——迎宾厅时，却没有往日那种迎宾的气氛。原来，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时间推迟了，而竟然没有事先告知委员长。

　　正是盛夏季节，北京城里骄阳似火，燥热得炙人。由于不知马尔科姆·弗雷泽何时来到，朱德只好在人民大会堂里一间放有冷气的房间里静静地等候。

　　不知不觉，将近１个小时过去了，马尔科姆·弗雷泽总理的车队缓缓驶进大会堂……

　　回到家中，朱德便感到身体不舒服，有些咳嗽，伴有低烧。经医生诊断，是患了感冒。到了２５日晚上，又出现了腹泻，医生建议立即住院治疗。朱德想到次日要会见外宾，坚持说：“不要紧，等明天我会见了外宾，再去住院也不晚。”但因为身体不适，他没有再接见外宾，外事部门对会见的有关安排作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