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秘史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了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企图

这是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展览馆展出的原子弹模型

　　打击中国核设施──美国先发制人打击秘史

　　(美)卡尔-穆勒等　

　　张宏飞 编译

　　肯尼迪政府对先发制人打击的酝酿

　　约翰•肯尼迪于1961年1月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大力实施核武器研发项目。中国虽然从1955年开始就获得苏联的援助，但当毛泽东决定在台湾海峡显示中国的军事实力时，苏联在1959年停止了对中国的支援，而中国此时已在西部的罗布泊建立了规模庞大的核武器研制设施及核试验场。

密切关注中国核武器研发项目的肯尼迪政府对此异常焦虑。美国同时也观察到，随着中国不断对苏联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发起挑战，以及前者指责后者不再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军事立场，使得中苏关系的裂痕也在不断加深。

　　美国政府获得的情报显示，除意识形态领域之外，中苏当时已很少存在共同利益，受此鼓舞，肯尼迪及其核心幕僚人士开始对中苏关系分裂的前景表示出浓厚兴趣。他们确信，美苏作为当时的核超级大国，在维护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具有“共同利益”，而遏制中国的核武器研发计划有可能成为上述共同利益的组成部分。由此，苏联可能会倾向于接受与美国达成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施加国际压力的手段之一。肯尼迪决心与赫鲁晓夫尽早会晤，并将上述问题作为会谈的主要内容之一。

　　1961年6月，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了首脑会晤，但令前者失望的是，这位苏联领导人并不赞同美国提出的共同利益构想。实际上，美苏两国首脑在此次会晤中对多个问题的认识都产生了明显分歧。赫鲁晓夫对美国提出的签署核禁试条约根本不感兴趣，并谴责了美国长期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场。赫鲁晓夫回绝美国建议是美苏之间逐步形成紧张关系的唯一先兆。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内，苏美关系不断趋于恶化，并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达到顶峰。

　　古巴导弹危机事件使苏美两国都清醒地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受这种共识的影响，两国对达成核禁试条约重新产生了兴趣。美方代表于1962年底和1963年初与时任苏联驻美大使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进行会谈，探讨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确实有必要消除紧张关系并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受到多勃雷宁建设性语气及苏联此后发表的声明的鼓舞，肯尼迪与时任英国首相的哈罗德•麦克米伦于1963年4月联合向赫鲁晓夫提出建议，通过举行首脑会议签署核禁试条约。苏联起初未对该建议作出反应。然而，赫鲁晓夫于6月7日宣布接受美英首脑4月提出的会晤建设，使美国领导人异常惊讶。

　　与此同时，中苏关系继续恶化。中国严厉批评苏联一方面挑起古巴导弹危机，一方面又向美国屈服的做法。中国和苏联之间随后爆发了公开的宣传战，双方都不遗余力地攻击对方，以至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都担心这场论战可能会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更为糟糕的是，当时爆发的中印边界冲突使苏联处于尴尬境地，它在名义上与中国是盟友关系，但在实际上与印度更为接近。在这场论战中，中国的羞辱促使苏联关闭了它在华设立的最后两个领事馆。

　　肯尼迪政府在重新看到与苏联签署核禁试条约的有利前景的同时，也考虑到来自苏联的合作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遏制中国的核武器研发项目。肯尼迪于1963年1月22日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时再次表达了对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担忧，认为与苏联签署核禁试条约可能有助于阻止中国发展核打击能力。“他指出，任何有助于遏制中国共产主义势力发展的谈判都具有重要性，因为他们将从60年代末起成为我们的主要对手。”

　　美英苏首脑会议计划于1963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肯尼迪任命哈里曼（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为美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负责人，并告诉后者“尽最大努力实现苏联与美国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共识。”随着会期临近，美国政府开始为谈判代表团搜集背景资料以作好相应准备。在这些资料中包括美国武器控制与裁军署编撰的一份报告，该报告研究了苏联对美国提出的相关建议（“采取直接措施与苏联合作”以避免核打击能力的进一步扩散）可能做出的反应。该报告认为，如果苏联接受美国的上述建议，“就会认识到该建议的终极目的，”并有可能促使“苏联（或可能与美国合作）使用武力”打击中国。

　　美国代表团与1963年7月14日抵达莫斯科，哈里曼与英国代表团团长哈尔塞姆勋爵从次日开始与赫鲁晓夫会谈。7月15日晚间，哈里曼向华盛顿报告称，赫鲁晓夫虽然迅即排除了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以及进行现场核查的可能性，但似乎对达成苏美英三方协议表示出兴趣。当哈里曼提到与中国相关的问题时，赫鲁晓夫认为中国还需数年才能研制出核武器，因此他并不关注该问题。在回电中，肯尼迪要求哈里曼向赫鲁晓夫表明如下态度，即中国问题要比赫鲁晓夫想象的严重得多。他敦促哈里曼在与赫鲁晓夫进行私下会谈时强调该问题，并“尽最大努力诱使赫鲁晓夫采取措施限制或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且表明由苏联采取行动或接受由美国采取相应行动的态度。”

　　目前尚没有记录显示哈里曼在与赫鲁晓夫的任何会晤中提出过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然而，1963年7月18日，哈里曼在向华盛顿汇报时指出，他虽然仍将“秘密”讨论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之一”，但确信这种做法将不会取得明显成效。他指出，赫鲁晓夫及时任苏联外长的安德烈•葛罗米柯对这种讨论根本不感兴趣，他们实际上“在几个场合拒绝进行此类讨论”。哈里曼感觉到，如果他坚持提出中国研制核武器的问题，苏联可能将该问题与美国在欧洲部署核武器的问题挂钩。肯尼迪同意了哈里曼的观点，并告诉后者让哈尔塞姆勋爵在该问题上同样保持低姿态。

　　谈判各方又用数天时间讨论了如何处理违反条约的行为等问题，并于1963年8月5日签署条约。外交记录表明，谈判各方仅仅是在最后几天才讨论了与中国有关的问题。然而，1963年7月19日，哈里曼猜测苏联之所以强烈反对美国代表团关于签约方在其他国家实施核试验后拥有退出该条约的权利的提议，是因为苏联方面确信如果接受该条款，“将会公开允许美国对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后者针对中国的核威胁采取相应措施。”他指出，苏联方面不愿出现这种情况。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肯尼迪在多大程度上希望与苏联合作阻止中国实施核武器研制项目，但相关记录表明，他所领导的美国政府中的几名重要成员甚至在签署核禁试条约后，仍在考虑（对中国）实施军事打击的可行性，直到约翰逊当政期间仍在实施此项军事行动的筹划工作。1963年7月31日，负责防务和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威廉•邦迪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要求后者制定一份紧急行动计划，内容是使用常规武器打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设施。此次打击的目的在于“对中国的核武器研制项目构成最大限度的破坏，并迟滞该项目的进展。”12月14日，参联会对该备忘录作出答复，它虽然认为实施此类打击具备可行性，但建议使用核武器作为打击手段。

　　与此同时，由美国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美国新闻署的代表组成的跨部门小组开始共同研究中国获得核打击能力的政治和军事意义。1963年10月15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迪恩•腊斯克组织召开了一次政策计划会议，讨论了该小组起草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研发核武器的态势不会对美国构成重大军事威胁，而且仅会“使现存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而不会增加全新的问题。”该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核武器研发项目构成的威胁在更大程度上是在外交层次而并非是在军事层次，并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考虑。参与此次会议的人士虽然对上述观点普遍持认同态度，但同时指出中国核打击能力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可能超出了该报告的预计。他们还认为，中国在不需部署大量核武器的情况下，就可对亚洲邻国实施恐吓和威胁，而美国的核威慑将是针对中国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

　　时任美国国家委员会成员的罗伯特•科默就这次会议的讨论情况向麦乔治•邦迪呈送了专题报告。科默在报告中指出，此次会议形成的共识是，中国即使是在获取少量核武器后也会谨慎行事，因此他觉得没有必要在中国形成核打击能力之前，“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美军参联会针对该报告提供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成立跨部门小组“专门研究破坏共产党中国核武器研发项目的方式和手段。”

　　约翰逊政府的决断

　　肯尼迪在其有生之年再未对打击中国核设施的问题发表意见，1963年10月15日的相关报告中并未体现出该问题的紧迫性，而科默一直将该报告扣押，后来才将报告的结论部分呈送给在肯尼迪被暗杀后继任总统的约翰逊。

　　美国政府针对中国核武器研发问题的讨论在1964年4月达到最高潮。当月，威廉•罗斯托（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向麦乔治•邦迪呈报了一份政策计划委员会起草的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的核打击能力尚不足以“让美国承受巨大的政治代价或军事风险对其实施打击。”该报告指出，美国不可能在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上“建立可靠的政治基础”，而且在无法确定中国所有核研发设施具体方位的情况下，即使对其实施了成功打击，也无法阻止中国在此后几年内研制出核弹。几天后，罗斯托向约翰逊总统单独提供了一份报告，他声称该报告概括了政策计划委员会在1963年举行的一次“大规模计划演习”的情况。该报告认为中国可能在任何时候进行核试验（但不会迟于1964年底），但这种发展态势在更大程度上属于心理层次而并非军事层次，因此美国没有必要大幅度调整政策。该报告指出，除非作为“美国对抗中国大陆大规模进攻的总体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否则没有必要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虽然从表面上看，美国政府似乎在1964年4月放弃了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计划，但该问题于1964年末突然又重新浮出水面，当时有情报称中国即将进行核试验。1964年9月15日，在美国国务院举行的会议上，腊斯克、麦乔治•邦迪、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迈肯形成了共识并于当天下午晋见总统。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不应在未受挑衅的情况下对中国核设施采取单边军事行动”。然而，他们也确信：“如果美国政府感兴趣，应考虑与苏联政府采取联合行动的多种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包括警告中国放弃核试验，采取实质性行动促使中国放弃地下核试验并警告中国为其核试验的后果承担责任，甚至（与苏联）合作实施先发制人军事行动。”

　　他们认为，国务卿腊斯克应尽快与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探讨该问题。当天下午，总统约翰逊在白宫与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和邦迪举行了会议，同意了后者提出的建议。

　　在上述会议结束后，腊斯克并未立即与多勃雷宁举行会晤，但麦乔治•邦迪于1964年9月25日在一次午餐会上与多勃雷宁会面，并“尽最大努力促使这位大使关注共产党中国研发核武器的问题。”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美国已准备好就解决该问题与苏联进行“秘密和严肃的谈判”。多勃雷宁回避了该问题，邦迪对此形成的印象是，“苏联政府认为中国发展核打击能力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邦迪的印象可能是正确的。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了第一枚原子弹。约翰逊政府发表的公开声明试图将该事件对国际社会造成的心理影响压缩至最低限度。而苏联政府则引人注目地对此保持沉默，它此时可能更关心其他问题──阿列克谢•柯西金在前一天取代赫鲁晓夫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在中国此次核试验结束几周后的美苏会晤中，会谈重点内容主要集中于苏联新领导层对一系列政策问题所采取的立场。当美国方面提及中国发展核武器的问题时，多勃雷宁有意淡化了中国核试验的重要性，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强调，美国此时已有必要重新评估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不接纳其进入联合国的立场。实际上，美国的相关讨论集中于另一些最为紧迫的问题，直到尼克松当政时期才调整了对华政策。另一方面，在中国进行核试验后，美国政府在政策探讨中出现的明显变化之一是不再讨论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的问题。

　　为何最终放弃打击中国？

　　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都未接受对中国实施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打击政策，原因在于这种行动的政治代价过高且实际利益很难确定。在缺乏以广泛接受的相关条约或联合国授权作为法律基础的前提下，美国如在未遭挑衅时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军事打击，将会损害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誉，引起盟国的反感并使盟友疏远。这种行动也将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攻势提供丰富素材，并有可能将一些美国的非盟国推向共产主义阵营。它也将确立一种危险的先例，可能导致有关国家对美国的盟友实施类似打击。如果该行动最终失败，将使美国领导人蒙受耻辱，导致美国国内出现动乱并损害美国在国外的声誉。

　　美国有充分的理由预计此类军事打击行动将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罗布泊核基地位于中国西部纵深区域，美军要从任何潜在的中转基地对其实施打击，距离都将超过1000英里以上。美国进行的初步技术分析表明，假设攻击者掌握中国所有核设施的方位信息，可以派遣一定数量的重型轰炸机实施常规空袭并使该设施无法运行，但美国决策层无法作出这种假设。毫不奇怪的是，虽然美军参联会认为此类打击行动具有可行性，但建议决策层使用核武器。然而，美国如在打击行动中跨越核门槛，由于无法确定能发现所有目标，因此将在无法确保成功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此类行动的政治代价。此外，即便打击行动能够破坏中国的核武器研发项目，但无法阻止其恢复该项目的努力，即只能迟滞该计划的进展但却无法将其完全摧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阻止美国做出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决策的最大因素可能是其无法获得苏联的协作。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的重要成员都曾推测，如果苏联能够参与（或至少不反对）针对中国核设施的军事打击，那么就有可能在政治上接受这种行动。但苏联领导人对采取这种举措不感兴趣，不论是在肯尼迪时期还是在此后都是如此。在核禁试谈判中，哈里曼认为赫鲁晓夫有意签署该条约，美国由此可利用毛泽东对此的拒绝态度，在毛与赫氏争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导者的过程中进一步激化两者之间的矛盾。这是一种合理的推论，而赫鲁晓夫虽然急于在政治方面攻击毛泽东，但他不愿与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者一起采用军事手段打击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做法将会有损于他在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地位，并有可能使苏联与在漫长的中苏边境部署大量地面部队的中国之间爆发代价高昂的战争。

　　明智的选择

　　考虑到极为高昂的代价及有限的成效，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最终都做出了不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军事打击的决策，这是一种谨慎的做法。虽然中国成功研制了核武器并最终部署了能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的洲际弹道导弹，但前者对核武器的投入从未超出维持基本威慑的需要（集中研发可能用于对抗苏联而不是美国的核导弹），而且中国有限的核打击能力可能一直未对美国的核防御支出形成较大影响。中国未向其邻国或美国挥舞“核大棒”，虽然中国确实鼓励和支持共产党势力在南亚地区采取攻势行动，但它在研发核武器之前就一直采取这种做法。

　　直到中国在罗布泊进行第一次核试验后，美国才真正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核国家崛起后所产生的最大影响。在这次核试验后的两周内，约翰逊政府的主要成员开始认识到，美国已无法继续奉行其长期坚持的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虽然美国将该问题的最终解决拖延至尼克松政府，但中国具备的核打击能力有助于共产党进一步巩固政权，并使美国决策层开始认识到，拒绝接受现实且继续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可能会最终损害美国的利益。然而，很难将美国进行政策调整的主要原因与中国进行核试验两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美国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5年间一直奉行不承认后者国际地位的立场，而国际社会（包括一些美国的盟国）对美国这种做法的不满逐渐加深。在最大程度上，中国的核试验成为一种催化剂，它促使约翰逊及其顾问认识到，美国承认中国不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是一个“何时”的问题。

　　没有人能够为下述问题提供确切答案，即当时美国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后会发生哪些情况。然而，即使美国的军事打击行动（甚至是核打击）取得了成功，只不过能暂时延迟中国获取核武器的进程，而美国将为此在多个层次付出巨大的政治代价。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当时如对中国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将是一种极其不明智的做法，而其最终做出的决策较为理性。《现代舰船-军事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