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海上战略思想溯源

日本独特的地缘环境对其海上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权论”的倡导者马汉

日本海军早期领导人山本权兵卫

　　日本海上战略思想溯源

　　(美)吉原俊井　詹姆斯•霍尔姆斯

　　文玉 编译

　　日本的地缘环境与海上战略思想

　　尽管将地理位置与国家命运等量齐观已不再时髦了，但日本所处的地理位置再次印证了这一表面上看似离奇的公理。海上力量的概念与其空间上的含义密不可分。对于一个国家开发海洋的能力而言，海上力量是最基本的标准，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海上媒介。日本面临的不可改变的地缘现实使其对此尤为观注，因为地缘因素过去和将来都制约着日本与其邻国的相互关系。

日本面临的海上态势总是与地缘环境密切相关。日本人常用航海术语描述其重要的国家特性，常见的说法是，“日本是一个小小的岛国，资源匮乏，因而国民福祉高度依赖海上贸易。”显然，东京必须始终关注周围的海洋。

　　而地理要素又影响着日本的战略与海上态势。这使人们很自然地将英国与日本这两个面向大陆的岛国进行比较。日本与亚洲大陆相距较远，其本州岛距朝鲜半岛近100英里，而英国距欧洲大陆最近处只有20英里。日本东海岸只有少量平坦地带，主要城市都面向太平洋而不是对内面向亚洲大陆，实际上它们都与美国隔海相望。而英国的主要人口中心在地理分布上都趋向于直接面对其欧洲邻国。历史上，这种人口分布加深了日本的孤立感和岛国心态，而英国则经常对欧洲其它国家施加影响。日本与众不同的地缘与人口分布状况制约着它的战略选择，将东京引入了游离于大陆的方向：地缘上日本虽是亚洲的一部分，但人口分布又使其倾向于充当太平洋两岸的纽带。日本对于自身是（或者说想成为）亚洲国家还是西方国家一直存在矛盾情结。而英国则一直试图与美国保持跨大西洋的特殊关系，同时又扮演着传统的跨英吉利海峡的力量平衡器的角色。

　　日本的地缘布局对日本产生了战略影响。日本的4个主岛绵延1200英里，约相当于美国东海岸由北到南的长度。由琉球群岛向南延伸的群岛，构成了一个长长的新月带，靠近欧亚大陆最大的陆地国家俄罗斯和中国的东部一侧。如果从亚洲大陆实施海上力量投送，日本的地缘位置看起来正好是一种阻碍。中国船只从东海进入太平洋，必须冲破琉球群岛的束缚。而由欧亚大陆延伸出来的朝鲜半岛却很突出地伸向日本群岛，就像“一把刺向日本心脏的匕首”。一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亘古不变的地缘特征左右着这四个国家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爆发的战争。

　　最后，日本的防卫需要有可信的海上力量投送能力。东京要保卫的海岸线长达17000英里。与大国相比，印度的海岸线是4,600英里长，而中国则延长到了11000英里；美国为12000英里；俄罗斯达23000英里(大部分面对空旷的北极)。由于缺乏战略纵深（本州岛由东到西的最大宽度仅有160英里），日本的决策者必须考虑对海防御，就像以色列人要考虑陆上战争一样。更为复杂的是，东京拥有数以万计近海海岛，最远部分在北回归线附近。日本海上自卫队曾形象地描述过日本防御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如果把日本最北端的城市稚内比作哥本哈根，那么石垣岛、冲之鸟岛和南鸟岛则分别相当于卡萨布兰卡、的黎波里和亚历山大。换句话说，日本的海上防御区域类似北约－欧洲那么大，还要加上整个地中海。

　　从上述地缘政治角度的分析，可以看出地缘环境对日本海上战略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尽管大陆强国拥有向海洋冒险或是从海洋撤退的选择权，而日本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奢华。对于日本海军决策者而言，保持战略指导的连续性很重要，不可轻易动摇。其次，也是密切相关之处在于，东京难以避免与怀有海上雄心的近邻发生纠缠。日本离欧亚大陆较近，它必须警惕地区海上力量出现的实力消长或不平衡状态。第三，如果被迫单独保卫自身的海上利益，则东京不能无视面临的压力：需要建立一支比现有的舰队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海上力量。如果东京屈服于这些压力，那么它的行动几乎肯定会招致邻国的反制。

　　马汉对日本海上战略思想的影响

　　回顾一个世纪以前，日本的海上战略思想家们和当时的美国一样，面临着海上力量的战略指导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鉴于美国长期以来对海外政治纷争漠不关心，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著书立说，不断提出忠告，并在此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海权论”。该理论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海外贸易、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沿海上航线建立的海军基地。马汉的理论吸引了那个时代海上力量的倡导者们，也具有了永恒的价值。

　　学者们都认同，日本战略家们急不可待地接受了马汉的理论。马汉曾回忆道，他的著作在日本得到了比在其它国家更广泛的传播。1902年，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为马汉的见解所折服, 曾邀请他到日本海军大学执教。在日本海军大学执教过六年的英国军官约翰・英格尔斯上校曾指出，“日本海军军官对于在陆地战争中拥有海上优势的好处印象深刻。我认为，他们都是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马汉上校的忠实信徒。”

　　尽管马汉赢得了当权的日本海军领导人的赞誉，但他们并不仅仅只是受到了马汉一个人的影响。实际上，无论是公认的“日本海军战略之父”秋山真之，还是号称“日本的马汉”的佐滕铁太郎 ，都广泛吸取了各种思想精华,从日本古代的“水军”战术到中国理论家孙子的著作，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佐滕铁太郎曾在美国待过半年，研究海军战略，可是紧接着他又辗转英国，展开了长达一年半之久的研究工作。因为英国毕竟是当时世界一流的海军强国，也是那些怀有称雄海洋野心的国家的榜样。日本战略家们往往是有选择地阅读马汉的著作，并先入为主地用他的思想去验证他们对如何配置和运用日本海军的既有想法。马汉只是对日本海军思想家们产生了部分影响。日本军官们赞同马汉的制海权主张，因为这种观点似乎再次印证了他们从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得出的经验。但是，他们又很随意地利用马汉去实现日本帝国海军狭隘的目标。

　　如果说马汉只是对日本帝国海军产生过影响的众多智囊人物之一，那么，其“海权论”也只是日本海军战略家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发挥过作用的政治、经济、社会及官僚政治斗争等众多因素之一。一位历史学家指出，日本海军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权力、政治、虚荣心、宣传鼓吹及民族主义交互作用的结果”。为谋求鼠目寸光的一己之私利—更多预算，日本海军领导人“深刻地改变了日本的政治、皇权和社会”。“政治成了日本海军活力的源泉，这一点对于同一历史时期的德国、美国和英国海军都概莫能外。”马汉成了日本帝国海军领导人的好帮手，有助于他们争取民众对其雄心勃勃的海军计划的支持。

　　此外，为了在政府和国民心目中享有优越的地位，日本帝国海军自创建伊始，其领导人就与日本陆军展开了激烈的官僚政治斗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海军战略逐渐偏离了马汉的轨道。对于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本海军来说，战胜中国后的如日中天，使得他们迫切要求享有超越其它军种的地位，以便左右国家的战略重点，最大限度地分享国家威望、民众的喝彩，最重要的是政府的军事预算。

　　为了赢得优越的地位及由此可享有的拨款和威望，日本帝国海军领导人意识到，他们需要“精心阐述海权的极端重要性，要以有份量的历史事例为佐证，不仅要有日本过去的历史事例，更要吸取西方传统海上强国的有益经验。”简言之，他们开始鼓吹一种与合理的海上战略相类似的“公众信条”。他们结合西方的海上传统、日本地缘政治环境的特性及日本帝国海军的地区性需求，炮制了“蓝水”学派的海上战略思想。

　　日本帝国的改良版马汉式海军战略

　　当时，随着这种海上战略思想的成形，日本海军战略开始与马汉提倡的海权战略有了些许相似之处。的确，日本帝国海军最主要的思想家秋山真之、铃木贯太郎和佐滕铁太郎等（1910－1911年，他们一同供职于海军大学，向日后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海军军官们传授他们的日本海权理念。），都接受了马汉的制海权主张。和马汉一样，佐滕铁太郎也强调海军实力、海上贸易与世界强国的关系，将其海权主张建立在“避开大陆，进军海洋”之上。这种主张促使海军当局将注意力转向了东南亚。这种南向的地区战略与日本陆军奉行的西向亚洲大陆的方针格格不入。

　　在其《帝国国防史论》及其它著述中，佐滕铁太郎论证了优先发展日本海军的必要性，这已在对中国和俄国海军的胜利中得到了印证。不仅如此，他还根据自己对历史与理论的思考，描绘了优先发展的具体事项。他接受了马汉的观点，认为确保海上交通线是海上强国的必要条件，而确保海上交通线的途径在于建立一支能在关键水域驱除敌人的作战舰队。根据对马海战的经验和对马汉的研究，佐滕断言，单凭决定性的舰队交战就能夺取制海权。显然，佐滕进一步倒向了几十年间代表日本海军主流思想的“大炮巨舰”阵营，这种思潮导致了日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确实也选择了马汉式的作战舰队，准备与佐滕铁太郎拟定的“假想敌”――美国海军展开巅峰对决。

　　但是，佐滕等日本海军至上主义者们是利用马汉的海权理论来适应日本独特的地理环境及政治、经济需要。他们为什么，又是如何偏离了马汉的原则呢？这其中有以下几个因素发挥了作用:

　　首先，马汉确立了影响海上强国的六项主要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素质和政府性质。而这六个要素又支配着日本选择了与美国、甚至与英国都有所不同的战略走向。按照这六个要素来衡量，日本与英美的最相似之处恐怕就是岛屿环境和地处亚洲外围了。日本帝国海军的思想家们认识到日本是一个资源有限的地区强国，而马汉的理论却源自世界一流的海上强国――英国，它的利益与义务遍及世界。他们还意识到，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并不像英国人那样，把自己的国家看是作海上强国，而是一个靠近亚洲大陆、已攫取了领土的陆上强国，因而只享有某些海上利益。日本海军当局被迫与陆军当局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为制定以海上事务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与战略而四处游说。陆军当局认为日本帝国海军应当只限于保卫日本本土，而海军当局则强调连接日本与海外重要资源与市场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对于陆军计划在与本土缺乏可靠的交通线的情况下支援亚洲的远征部队，他们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即使按照陆军以陆上作战为核心的观点，确保海上交通线也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海军当局制定了一种改良版的马汉式海军战略，更具本土色彩和独特性。他们接受了在邻近的朝鲜、中国东北及沿海地区展开大规模领土征服的现实，却很少关注马汉强调的全球性海上强国的支柱之一――海岛基地。而当秋山、铃木和佐滕将马汉的理论应用于日本的实际时，他们开始真正关注东南亚了。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当日本帝国海军完成了战舰动力由煤转向石油的改造后，才依据国家利益将南向“进军海洋”列为当务之急。日本的思想家们意识到，他们预期的“南向战略”很可能导致日本与占据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欧洲列强、并最终与美国发生冲突。因此，在两次世界大战间歇期间，日本帝国海军制定了相应的战略，企图诱使美国海军跨过辽阔的太平洋，与日本帝国海军展开马汉式的舰队决战，重演当年对马海战的一幕。

　　其次，日本海军身处官僚政治环境，又有实战经验，这就注定了他们的海权观念与马汉有所不同。佐滕及其海军至上主义者们都是实干家，服役于海军众多部门，而著作等身的马汉却少有实践经验，他曾在某个场合公开承认，“我是个思考者，不是实干家。” 此外，日本海军也很清楚，他们面临的紧迫任务是要在军种间争夺势力范围的长期斗争中赢得对陆军的优势。的确，当时为了给海军争取更多的预算，建造更多的军舰，山本权兵卫海军大将曾匆忙将佐滕的《帝国国防史论》印刷出版，广为宣传。这些事实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日本海军至上主义者的思想会偏离了马汉设计的轨道。而对于舒适地隐居于罗得岛州纽波特的马汉而言，也难以体会到他们整日为海军命运奔波所付出的辛劳。

　　日本战略家主要关注战术和战役问题，而非更纯粹意义上的海战范畴。主要原因在于，与其美国对手相比，他们更多地从实战经验中学习和掌握海军战略，而不是根据抽象的海权理论。日本最主要的理论家都是参加过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实战经验丰富的老兵，因而他们更多地求助于他们帝国最近的历史，而非马汉所依赖的更遥远的过去。而且他们著书立说主要是为了支持具体的建设计划，而非阐述普遍的原理。他们提出的建议也是为了迎合大炮巨舰的主张。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海军将领又都是马汉过分忠实的学生，他们认定只有依靠大炮巨舰才能赢得最后的胜利。

　　此后，对战术与大炮巨舰的追求，推动日本海军战略思想至少与马汉向往的战略理论－海军战略－部队建设的良性关系有了类似之处。可实际上，日本帝国海军最终颠倒了三者的前后顺序，将海权理论用来谋求战舰、预算和官僚政治地位等紧迫之需了。《现代舰船-军事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