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

　　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秘密

　　(以)伊弗雷姆-卡哈纳

　　陆骎 任国军 编译

　　对以色列来说，情报是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不可不察”。自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的情报力量发展迅速并屡建奇功，为自己赢得了“超人”的美誉。

　　白手起家：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发展历程

　　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起源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1516-1917）时期的间谍组织尼里（NILI）。该组织帮助英国军队侵略巴勒斯坦，因为犹太人寄希望于英国人帮他们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尼里虽目标远大，但其成员却都不够专业。他们曾试图用信鸽为英国人传送情报，但最终因能力有限而失败。

　　英国托管巴勒斯坦后，在巴勒斯坦创建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逐渐付诸实施，大量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阿犹之间的矛盾空前激化。该地区的犹太定居点开始建立地下民兵组织，从事非法移民活动。

　　最大的犹太复国主义地下民兵组织是“哈加纳”（Haganah，以色列国防军的前身），其情报机构被称为“沙伊”（Shai，即情报局）。“沙伊”于1940年9月正式成立，其主要任务是搜集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情报，由3个部组成：英国部的任务是渗透进英国军队、警察和巴勒斯坦托管政府；阿拉伯部由一个犹太裔阿拉伯人埃兹拉•丹宁(Ezra Danin)领导；内务部的重点放在巴勒斯坦地区政治上右倾并且不属于哈加纳民兵组织的犹太人身上。

　　犹太人从欧洲移民到巴勒斯坦地区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合法的——即经英国允许的，另一条是非法的，合法移民的数量较少。从1939年到1944年，英国仅允许75,000名犹太人合法进入巴勒斯坦。其他犹太人只有征得阿拉伯人的同意之后才能移民巴勒斯坦。“摩萨德”正是出于非法犹太移民的需要才应运而生的。起初，该机构只有10个人在6个国家工作：瑞士、奥地利、法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土耳其。这些人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假护照、安排逃亡路线、租船运送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而不被英国当局发现。

　　以色列独立之前还有一个民兵组织叫帕尔马赫（Palmah），是哈加纳下属的一个特别行动组织。帕尔马赫有一个阿拉伯排，其成员化装成阿拉伯人，被派遣到巴勒斯坦的城市或其他邻近的阿拉伯国家执行情报任务。莱克什（Rekhesh）是另外一个组织，其任务是为巴勒斯坦的地下犹太民兵组织购买和走私军火。

　　1948年5月以色列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沙伊”于6月30日解散。凭借情报局的人员和经验，以色列正式的情报组织得以成立。以色列国防军（IDF）成立了MI（军事情报部门），最初被称为军事情报处，1953年升级为军事情报局。50年代，军事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在以色列平民遭到袭击后对特定目标进行武装报复行动时进行可行性评估。军事情报局的另一个任务——为任何阿拉伯邻国可能发动的对以战争提供预警，后来成为该局最重要的任务。目前，军事情报局仍然是以色列情报界进行威胁评估的主要情报机构之一。

　　当前，军事情报局的主要行动是为以色列总理和内阁进行全面的国家情报评估，包括通信侦听、研究阿拉伯邻国的目标以及提供有关战争机会的情报等。

　　赎罪日战争之后，军事情报局进行了一些机构调整。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调整，是加强并提升军事情报局的研究工作，将研究处升级为研究部。另一个程序上的改变是允许年轻的情报官员向较高层的官员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评估，只要他们的直接指挥官愿意接受他们的意见。

　　空军情报中队的功能是以空中侦察和信号情报的方式搜集资料，它们使用多种情报设备，包括可以回收和重复利用的无人驾驶飞行器。这些设备能很好地搜集图像信息，这些信息可以直接传输到指挥员的总部。这样，不需要地面侦察，就可以即刻做出部队部署决策。

　　 海军情报中队是以色列海军的一个小部门，为军事情报局提供海上威胁评估。此外，海军情报中队还负责海岸研究、海滩两栖攻击研究等。

　　 “沙伊”解散后不久，以色列外交部政治处就开始负责在全世界搜集情报并在阿拉伯国家从事秘密行动。1949年4月“摩萨德”成立之后，外交部政治处被解散。起初，摩萨德专注于国外的秘密行动；但在赎罪日战争之后，由于阿格拉那特（Agranat）委员会的建议，“摩萨德”增设了一个研究部门，其目标是情报工作的多元化体系，而不仅仅是使用军事情报局提供的单一评估。这不是以色列的首创，但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所采用。这种多元化模式的效果还有待研究，它能否更好地为决策者服务尚无定论。

　　 按照“阿格拉那特委员会”的另一项建议，以色列外交部成立了一个新的情报机构——“政治计划和研究中心”（CPPR）。。但在1977年，以色列外交部长莫舍•达什（Moshe Dashe）不愿让这个情报部门过多地参与计划和决策过程，所以“计划”这个词被取消了，该组织现在的名称是“政治研究中心”（CPR），其主要任务是分析全球各地外交人员的信息。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ISA）成立于1948年，其更为人所熟知的名称是它的希伯来语缩写——“沙巴克”（Shabak）或“欣贝特”（Shin Bet）。它最初是作为以色列国防军负责内卫和反间谍的一个机构而成立的。“国家安全局”的阿拉伯事务处主要从事反恐行动；非阿拉伯事务处负责反间谍工作，最初分为共产主义科和非共产主义科，但这种划分在前苏联崩溃后已经过时。“国家安全局”的防护安全科以保护以色列最重要的人物为己任，比如总统、总理和其他内阁成员。另外，它还负责保护国家建筑物、大使馆和以色列航空设施等。

　　1960年，当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就任国防部副部长时，创立了“科学联络局”，也就是“拉卡姆”（LAKAM），搜集各种科技情报。但是，当该局派乔纳森•杰伊•波拉德（Jonathan Jay Pollard）为以色列从事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之后，“拉卡姆”被解散了。据信，外交部的另一个机构——其名称不得而知——仍然负责为以色列在全世界获取技术知识。

　　“那提夫”（Nativ）成立于1951年。这一情报组织有着辉煌的过去，它曾经多次秘密地从前苏联和东欧带回移民。前苏联及其集团崩溃后，“那提夫”身上的秘密色彩大为减弱，甚至有人提出将它变为一个文化组织。

　　“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于1999年作为总理办公室的一个分支机构成立，其任务是在国家政策问题上进行协调、综合、思考和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还充当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

　　2000年初，以色列历史上最神秘的一个准情报组织——“国防设施安全局”（DSDE），首次为世人所知。设在以色列国防部的“国防设施安全局”非常神秘，直到现在人们也只能猜测它大概成立于1974年或20世纪60年代。“国防设施安全局”主要负责国防部及其研究设施（包括位于迪莫纳的核反应堆）的安全。此外，它还负责防止以色列的安全机构，包括“摩萨德”和“国家安全局”，泄露机密。

　　为了与以色列情报界的所有国内外情报活动进行协调，摩萨德的第一任局长创建了“情报机构首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Directors of the Intelligence Service），其希伯来语缩写是“瓦拉西”（VARASH）。该委员会于1949年召开了第一次会议；目前，其成员包括“摩萨德”的主任、军事情报局局长和国家安全局局长。

　　附属于以色列各大学的战略研究学术中心也可以被认为是某种情报评估组织。最著名的包括巴伊兰大学的BESA战略研究中心、位于海尔兹利亚的跨学科学术中心（IDC）反恐国际政策研究所，以及特拉维夫大学的加菲战略研究中心（JCSS）和中东莫夏•戴扬（Moshe Dayan）中心。

　　总体而言，以色列情报界的宗旨是：了解你的敌人。

　　传奇般的辉煌

　　一般认为，军事情报局的成功要多于失败，因为成功往往秘而不宣，而失败则会立即登上报纸的头条。利比亚决定终止其非常规武器计划被认为是以色列在利比亚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杰出结果。以色列肯定与美国情报界共享了这一情报，从而使利比亚受到了强大的压力。伊朗受到的国际压力也可能是以色列以及其他西方国家情报界一流的情报搜集工作的结果。

　　此外，军事情报局也将其间谍派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最著名的包括伊莱•科恩（Eli Cohen）、马克斯•比内特（ Binnet）和沃尔夫岗•洛兹（Wolfgang Lotz）等。尽管这三位最终都身陷囹圄，但仍有一些以色列间谍没被抓住，耶尔•本•夏尔铁（Yair Ben-Shaaltiel）就是一名作出重大贡献而又从没被抓住的间谍。他们搜集到了重要的信息，为以色列在六天战争中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派遣间谍到阿拉伯国家的任务被分配给了“摩萨德”。

　　以色列国防军的精英——萨耶里特•马特尔（Sayeret Matkal）执行了一系列极为大胆的秘密军事行动，最著名的一次是在“Yehonathan行动”中营救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139号航班上的乘客。1976年7月3日晚到4日凌晨，萨耶里特•马特尔成功地从几千公里之外的乌干达恩德培解救了航班上的乘客。这些突袭队员还漂亮地策划了1973年4月名为“年轻人春天”（Spring of Youth）的秘密行动。在这次行动中，卡马尔•埃德温（Kamal Adwan）、卡马尔•纳塞尔（Kamel Nasser）和阿布•尤塞夫（Abu Yussuf）等因为参与屠杀参加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的以色列运动员而被暗杀。“上帝的愤怒”（Wrath of God）行动是另一个成功的例子。在这次行动中，“摩萨德”成功地追踪到“黑色九月组织”（BSO）的大多数成员，他们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慕尼黑惨案。尽管存在一些失败之处，但总体而言这次行动是相当成功的。当然，刺杀“黑色九月组织”成员的主要目的是报复。萨耶里特•马特尔还在1988年4月刺杀了阿布•杰哈德（Abu Jihad）。此外，仍有其他许多成功的秘密行动没有公之于众；这些秘密军事行动的成功都建立在杰出的情报工作基础之上。

　　“摩萨德”最令人难忘的成功是在1960年抓住了阿道夫•埃奇曼（Adolf Eichmann），并在以色列对他进行了审判。20世纪60年代，“摩萨德”的功绩还包括成功找到被绑架的以色列男孩约瑟利•舒梅切尔（Yossele Schumacher），以及偷到米格-21战机等。1984-1985年和1991年，“摩萨德”还分别成功地在“摩西行动”和“所罗门行动”中秘密运送埃塞俄比亚犹太人到以色列。1986年，摩萨德将莫迪凯•瓦鲁鲁（Mordechai Vanunu）引诱至罗马，在那儿他被带到以色列并接受叛国罪的审判。

　　“国家安全局”在抓获间谍方面也非常成功，比如耶斯利•贝尔（Yisrael Baer），此人成功地看到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在1948-1949年独立战争时期的日记。另一个被“国家安全局”捕获的间谍是泽伊夫•阿夫尼（Ze’ev Avni），他是20世纪50年代初唯一一个渗透进“摩萨德”的苏联间谍。

　　20世纪50年代，“国家安全局”通过来自前苏联及其集团的新移民，成功地得到了这些国家的许多信息。这些重要信息被传达到了美国，而这一时期正是冷战的最高峰。而且，“国家安全局”还从新移民处得到了前苏联的身份证，美国利用这些身份证派遣它的情报人员秘密前往苏联。这推动了日后以色列与美国之间情报合作的发展。以色列情报人员在1956年得到了赫鲁晓夫的发言并将它送到了美国。同样，这也推动了两国间的情报联系。

　　最近几年，“国家安全局”在针对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袭击以色列平民的战争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它每天都能收到大约50起即将发生的恐怖袭击的预警，使恐怖主义活动受到了有效制约。

　　走麦城

　　和其他任何国家的情报界一样，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人们谈论最多的还是失败的行动。很多情报失误导致了重大的政治丑闻。

　　最早的一次失败是1954年的“坏事”（Bad Business）行动。在这次秘密行动中，埃及的一个犹太人间谍网成员对一些西方目标实施了一系列破坏性的攻击，并使它们看上去像是埃及人干的，以此来挑拨英美和埃及之间的关系。真正的破坏者最终被发现并引发了重大的政治丑闻，以色列总理和内阁成员最终辞职。

　　军事情报局的另一次失败是1959年的“鸭夜”（Night of Ducks）大失误。以色列电台大肆广播预备役动员演习的消息，但事先却没有宣布过要举行此类演习。结果，阿拉伯军队以为以色列在准备战争，于是他们也进入了高度警备状态。这再次导致了丑闻，诸多以色列将军，包括当时的以色列军事情报局局长耶和沙法特•哈克比（Yehoshafat Harkabi）少将，被迫辞职。

　　此外，军事情报局还经历了一系列因情报搜集错误而导致的评估失误。第一次是1960年2月的“罗特姆事件”（Rotem Affair），当时大多数埃及军队集结到内盖夫边境，但以色列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情报预警。最臭名昭著的一次错误评估发生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期间，军事情报局未能发现埃及和叙利亚发动战争的意图。赎罪日战争之后，军事情报局估计埃及尚未准备好和平，导致以色列的政、军决策者们对萨达特1977年的和平计划准备不足。

　　军事情报局没能预测到1987年12月巴勒斯坦人在被占领土发动的“第一次抗暴起义”（ Intifada）。20世纪80年代末，军事情报局未能确定伊拉克核能力的增强，对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没有提供任何预警。90年代，军事情报局夸张地预言以色列撤出黎巴嫩安全区蕴含着“无法言表”的危险，从而使部署在黎巴嫩南部的以色列国防军遭受到重大的人员伤亡。在2003年3月对伊拉克战争的准备阶段，军事情报局高估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和萨达姆•侯赛因在最后关头对以色列使用此类武器的决心。

　　“摩萨德”也经历过严重的失败。最丢人的一次是1973年刺杀阿赫迈德•布希基（Ahmed Bouchiki）——挪威利勒哈默尔地区的一名无辜的阿拉伯餐厅服务员。这名服务员被错认为是制造慕尼黑惨案的“黑色九月组织”的首领之一——阿里•哈桑•萨拉迈（Ali Hassan Salameh），当时他也在挪威寻求庇护。在此次行动中，摩萨德特工还使用了假的加拿大护照，加拿大政府对此极为愤怒。

　　1981年，在伦敦的一个食品杂货袋里发现了一些假的英国护照。这一事件最终导致英以就摩萨德介入向中国渗透的行动发生争吵。

　　1997年，两名摩萨德特工在执行一项用毒剂刺杀哈马斯领导人谢赫•哈立德•马歇尔（Sheikh Khaled Mash’al）的任务时，在约旦被捕（之前约旦已与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定）。这一次，他俩用的又是加拿大假护照，导致加拿大和约旦之间的外交摊牌。以色列被迫提供毒剂的解药，释放了大约70名巴勒斯坦囚犯，其中包括哈马斯的精神领袖谢赫•阿赫迈德•亚辛（Sheikh Ahmed Yassin），他在被占领土起义以及攻击以色列平民和士兵的行为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作为交换，那两名摩萨德特特工也被释放，避免了因谋杀罪而被判死刑。

　　2004年7月，新西兰对以色列进行外交制裁，起因是两名以色列人（据称为摩萨德工作）试图以欺骗的方式获取新西兰护照。

　　“国家安全局”的一个大失误是“300路巴士”事件。在这次事件中，两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投降后被草率地处死。这一事件经以色列媒体揭露之后，“国家安全局”的官员不得不编造了一大堆谎言来掩饰。他们说伊佐克•穆德契（Yitzhak Mordechay）准将把恐怖分子打死之后，才把他们的尸体交给“国家安全局”的官员。

　　情报界的耻辱：叛国者

　　 和其他国家一样，以色列的国防机构也经常出现叛国者。最著名的，也是对以色列安全利益带来最大损失的叛逃者是耶斯利•贝尔，他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中校，与总理本•古里安关系密切。他将以色列的国家机密送给苏联人，于1961年被捕。马库斯•亚伯拉罕•克林柏格（Marcus Avraham Klinberg）是内斯锡安纳生物研究所的副所长，据称以色列在这个研究所生产生物武器。他于1983年被捕，罪名是把国家机密告诉苏联人。莫迪凯•瓦鲁鲁（Mordechai Vanunu）是迪莫纳核研究中心的一名前技术人员，他于1986年将以色列的核武计划泄露给了《星期日泰晤士报》。一名前摩萨德案件官员维克多•奥斯托洛夫斯基（Victor Ostrovsky），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撰写并出版了一本详细介绍摩萨德的书。希蒙•莱文森（Shimon Levinson），以色列国防军的一名上校并在退役后为摩萨德服务，1993年因叛国罪和为前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

　　从人力情报走向技术情报

　　建国前和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以色列情报界的所有机构几乎完全依赖于人力情报（HUT）。在搜集有关阿拉伯部队的能力信息方面，人力情报做出过重要贡献：伊莱•科恩被认为是“大马士革的自己人”，在埃及的沃尔夫岗•洛兹被称为“特拉维夫在开罗的眼睛”，马克斯•比内特和西尔维娅•拉菲尔在许多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都完成了同样的人力情报使命。即使在赎罪日战争之前，摩萨德还与埃及总统纳塞尔的女婿马尔万•马什拉芙（Marwan Ashraf）接触，后者作为最高等级的消息来源，告诉他的摩萨德管理人有关埃及军事能力和意图的信息，并有一定的准确性。在某种意义上，侯赛因国王也可以被认为是人力情报的传播者。他当然不是以色列的间谍或特工，但他提供了1973年可能发生战争的预警。

　　很多情报搜集工作都是通过间谍在阿拉伯国家完成的。但是，1973年赎罪日战争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就已经开始大量地依靠技术情报了，包括信号情报（SIGINT）。军事情报局的“8200部”堪称世界上最好的信号情报机构之一；除了预算和人员较少之外，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局（NSA）不相上下。尽管是个小国家，以色列却拥有间谍卫星，是图像情报（IT）的先驱者之一。

　　在全球范围内，摩萨德都可以堪称高科技电子领域的领头羊之一。它研发了一个被称为“PROMIS”的强大数据库，可以储存和读取海量的信息。许多外国情报机构都向摩萨德购买了这一技术。《现代舰船-军事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