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中的空地一体战

在战争最初半年内，“联合国军”缺乏有组织的火力支援，使

美空军- 陆军和海军－海军陆战队的近距空中支援模式不尽相同。美国陆军认为火炮是提供火力支援的主要

美空军装备的具有更好武器和性能的f-51 战斗机

1950 年获得朝鲜参战的第8 集团军的指挥权是李奇微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命。随后杜鲁门总统解除麦克阿瑟的兵权，李奇微又成为了“联合国军”总司令。军事史学家大多认为，是李奇微把第8集团军从失败、濒临崩溃的困境中解救出来。

美军被朝鲜人民军和志愿军击退时准备炸毁桥梁

美军重兵守护的先进的苏制米格－ 15 飞机，美军飞行员使用苏制米格－ 15 进行飞行练习，以了解其性能。

事实证明，在不出动大量飞机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很难完全切断志愿

战争初始由于作战指挥混乱，美空军经常误击“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图为对地攻击的美军飞机。

美远东空军运输机部队伞降作战部队

　　朝鲜战争中的空地一体战

　　(美)约翰-莫代克

　　长弓编译

　　乐极生悲

　　“联合国军”空中力量由三部分组成：美空军所属远东空军（FEAF），主要包括第5航空队；美海军陆战队第1飞行联队；美海军第7舰队第77特混编队所属航母战斗群。上述力量中，主力部队是远东空军。

　　远东空军最初的任务是驻防日本以防御苏联可能发动的空中打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中将领导所属部队主要进行防空和争夺制空权训练，它在迅速卷入朝鲜战争后才发现自身未做好充分准备。

当杜鲁门总统授权麦克阿瑟调遣远东空军向韩国提供弹药和武器装备并在朝鲜进攻后协助撤退非战斗人员时，它感到非常突然。1950年6月26日，在朝鲜开始进攻1天后，杜鲁门取消了对美军空中和海上作战力量在三八线以南为韩国军队提供支援的一切限制条件。6月29日，麦克阿瑟被授权将空中作战行动延伸至朝鲜境内。

　　在战争最初6个月内，由于“联合国军”缺乏有组织的火力支援，使得空中支援成为重要因素。

　　在远东空军掌握绝对制空权及“联合国军”飞行员作战能力较强的情况下，朝鲜人民军遭受了严重损失。当“联合国军”在釜山击退人民军包围并向北推进时，这种绝对制空权使麦克阿瑟和参谋人员极为乐观。虽然空中力量对朝鲜人民军造成了沉重（可能是决定性的）打击，但认为它能对志愿军造成同样程度打击的设想无疑是错误的。麦克阿瑟没有完全排除中国出兵的可能性，但他认为拥有应对这种形势的有效方法，即（出动空中力量）炸毁桥梁、扫射公路和小路，并在必要时将村庄和市镇烧为灰烬。他于1950年10月向杜鲁门保证：“如果中国试图向平壤提供帮助，将会出现最大规模的大屠杀场面。” 这反映了他对空中力量的极度自信。他确信，中国军队将在鸭绿江遭到“联合国军”的毁灭性打击。

　　对“联合国军”而言，志愿军是与朝鲜人民军截然不同的作战对手。当远东司令部在情报评估中将中国军队列为作战能力逊于朝鲜人民军的作战力量时，显然忽视了这个关键问题。“联合国军”1950年11月至12月的溃败，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一是过于相信空中力量；二是有关情报错误地评估中国军队战斗力弱于朝鲜人民军。

　　志愿军的组织和作战方式使他们能够将空中打击的作战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由此使麦克阿瑟的自信心受到沉重打击。而这仅是“联合国军”一系列失误的其中之一。在战术层次，“联合国军”还存在其他一些根本性问题，这足以解释第8军为何会在那些数周前还在向前推进的道路上溃败后撤。当李奇微将军于1950年12月底接任第8军司令时，这些问题都十分清楚地暴露在他的面前。

　　空地作战行动

　　1950年11月底，麦克阿瑟的乐观情绪已转为绝望，他已命令第8军和第10集团军向南撤退，从而避免被发起反攻的中国军队从侧翼包围。

　　“联合国军”当时面临着令人沮丧的任务，即沿着那些几周前不断向前推进的路线后撤，这显然是麦克阿瑟此前未预料到的。李奇微在与麦克阿瑟讨论时“发现后者对第8军未来作战行动未制定任何计划。”此外，“联合国军”也未研究任何战略性对策。当李奇微问麦克阿瑟是否确定了对志愿军实施反攻的目标时，麦克阿瑟回答：“第8军已是您的部队了，好自为之吧。”

　　李奇微很快放弃了迅速反攻的思想，着手准备迎接志愿军预计于新年之初发动的新一轮攻势。他解释说：“中国军队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但我方装甲力量占据绝对优势……而且还拥有制空权。”他督促前线指挥官充分利用地形并学习敌方战术，即占领大量适当山地，从而有效阻止志愿军的夜间穿插。李奇微的计划是：“在这之后，我方可利用优势火力和空中支援，在昼间摧毁敌方部队。”

　　1950年12月31日，志愿军发动了新一轮进攻（第三次战役──译者注）。在“联合国军”南撤过程中，李奇微的对策取得了一些小小进展。在志愿军的追击下，第8军负责后方掩护的1个营于1月4日早晨渡过汉江。汉城在6个月内第二次被对方占领。后撤的“联合国军”部队为与推进的志愿军之间建立明确的脱离接触区，又继续向东南方向后撤160公里，并于1月5日建立了被称为D线的防线。李奇微原计划继续向南后撤50公里并建立被称为E线的防线，E线是他心目中的最后一道防线。

　　后撤至E线的计划没有实施。李奇微指出：“当时我方阵地前的志愿军有17.4 万人，但其部署方位、心理状态甚至是否真的存在等情况，我方都无从了解。”“联合国军”的前沿和空中侦察都未能发现志愿军在汉江南岸部署的证据。李奇微本人与第5航空队司令帕特里奇一起，驾乘1架速度较慢的教练机进行了空中观察。李奇微回忆说：“我们不时在树丛高度飞行，有时甚至低于山脊，但未能发现任何活动的生物，也没有发现营火、车轮痕迹甚至显示大规模部队行进的雪地印迹。”由此，李奇微决定所属部队向北推进并与敌方接近。当李奇微在1月底策划反攻时，麦克阿瑟位于东京的司令部正在制定从朝鲜半岛撤军的详细准备方案。杜鲁门已授权麦克阿瑟，如果后者认为所属部队的安全已受到威胁，可以采取撤退行动。

　　在1月份的第三周，李奇微命令第8军在乌山和水原地区发动代号“猎狼犬”的有限试探性进攻，该地区正好位于D线西端以北。进攻部队发现了志愿军一支大规模部队，前者对后者实施了沉重打击并造成了严重伤亡，从而使第8军恢复了一些自信，并促使李奇微进一步策划更大规模进攻。李奇微的战略是，在发现中国军队方位后，不动用地面部队（在可能遭受严重伤亡的情况下）直接攻占对方阵地，而是使用所掌握的大规模火力造成对方严重伤亡。他于1月21日公布了该战略，这意味着战术空中力量在作战中将发挥关键作用，这种作战模式要求进行高度一致的空地协同。

　　到这一阶段，“联合国军”司令部指挥的空中作战已具备更好的协同性，并解决了战争初期的大部分问题。此外，第8军已接收了正常配属的炮兵支援力量。例如，1月27日，第27英联邦旅（包括第3皇家炮兵团）得到了新西兰第16野战炮兵团的增援。事态的这种发展，为更合理地使用与既定作战原则相适应的陆军-空军近距空中支援模式奠定了基础。李奇微计划在这种作战原则框架内采取行动。

　　李奇微授权参谋人员考察了第8军参与空中支援体系的情况，并进行了改进，提高了通信能力并对陆军人员进行了更好的训练。与朝鲜战争最初数周内的情况相比，这些措施是一种明显进步，此前第8军司令部仅有2名军官阅读过陆空联合战术手册。这些改革较为及时，提高了美军的联合作战水平。

　　1月25日，李奇微所属的3个师在代号“闪电”的行动中向北推进，与志愿军警戒部队遭遇，后者包括第50军的两个师。“联合国军”隶属于第6147战术空中控制中队的“蚊”式侦察机一直在推进部队上空盘旋，当它们发现志愿军的坚固火力点后，便使用步兵电台告知地面部队。这些电台在该月早些时候安装于这些飞机的座舱，这也是改进近距空中支援模式的举措之一。“联合国军”还建立了一座空中信号中继站，从而使无线电信号能够从先头部队传送至位于大邱的战术空中控制中心。空中打击主要用于削弱志愿军防御能力并在其向北撤退时进行追击。当“联合国军”夺取水原机场后，从1月30日起能够通过空运方式为先头部队提供补给。

　　1月底，“联合国军”先头部队在推进约20公里后，仍未发现志愿军主要防御阵地。当美军在西侧实施“闪电”行动的同时，李奇微又下令在中部战线实施代号“围捕”的进攻。到2月10日，“联合国军”的整个战线已向前推进了30至60公里，在战线西侧遇到了一定抵抗，志愿军在仁川以北加强了防御。志愿军主力部队此前一直试图在近期进攻行动之后休整和保存力量，但此时它已认识到必须夺取作战先机。从2月11日夜间起，志愿军第40军和第66军及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沿横城-原州一线发起反击。

　　对方的进攻并未出乎李奇微预料。空中侦察已发现中朝军队的大部队正集结出发。李奇微优先将空中力量配属至直接遭敌威胁的部队，这意味着一些原来一直在西线担负支援任务的战机要转至中部战线。当共产党军队发起攻击时，部署于横城以北的韩国军队很快面临被歼灭的危险，近距空中支援成为确保其撤退的关键因素之一。白天，担负战术空中支援的“蚊”式侦察机发现了大约400名志愿军战士，随即组织了凝固汽油弹和火箭弹攻击。虽然志愿军遭受了严重伤亡，但仍于2月13日攻克横城，迫使“联合国军”后撤至原州。

　　在横城被攻占后的次日，空中侦察发现志愿军两个师向南推进，显然是想包围原州的“联合国军”，而他们在开阔地带没有战壕隐蔽的情况下遭到了持续数小时的猛烈炮火和空中打击，战斗一直持续至当天夜间及次日，志愿军进攻行动在遭受严重伤亡后被迫中止，并将进攻重点转至砥平里。砥平里是横城以西一个群山环抱的村庄，部署于当地的美军第23步兵团和1个法国营被迅速包围并处于危险之中。

　　守军与数量占优的志愿军进攻部队激烈交战。防御阵地直径大约1公里，守军在志愿军猛烈攻击下，一直依靠空投补给弹药、燃料和食物。直升机向被围部队空运了止血绷带和药品并转移了52名伤员。这次战斗是整个战役中最为激烈的一次作战行动，守军与约3个师的志愿军部队交战，李奇微后来认为参加这次作战的志愿军部队有5个师。

　　在防御阵地直接受到志愿军攻击的3天内，“蚊”式飞机昼间持续在阵地上空盘旋，引导已方空中力量对周围山地的志愿军进行火箭弹和凝固汽油弹攻击。美军第5骑兵团由砥平里南面发起攻击，试图解救被围部队。同时，第27英联邦旅也开始与切断野牧里至砥平里之间主要运输线的志愿军部队激战。志愿军在遭受猛烈炮火和空中打击以及砥平里守军顽强抵抗的情况下放弃了这次包围行动，砥平里守军随后被第5骑兵团解救。

　　虽然志愿军在东部战线的长湍对“联合国军”第三道防线的攻击取得了成功，但从总体上看，由于志愿军在中部和西部战线因遭受火力打击而出现严重伤亡，因此此次进攻未取得成功。“联合国军”到2月21日重新占据上风。李奇微此后又发动了代号“杀手”的作战行动，即通过向东线攻击，将深入韩国境内的共产党军队与主力部队相分隔，在整个行动中大量运用了近距空中支援。美军第7步兵师师长克劳德•费伦堡声称，近距空中支援为该师提供了“显著的”支援作用，空中打击的“突出战果”使该师能以最低代价实现作战目标。

　　3月15日，第8军重新占领了汉城。“联合国军”在4月份继续向北推进的过程中，针对志愿军可能发动的反攻做了相应准备。此时，第8军作战士气和能力有所提高。李奇微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是提醒指挥官们注意步兵基本战术的重要性，以及充分使用所能支配的绝对优势火力，而近距空中支援正是这种绝对优势火力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李奇微从一开始就利用的主要作战力量。

　　第8军对志愿军从4月22日至5月22日发动的反攻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其计划是通过几条防线的依次后撤，逐步遏制志愿军进攻势头，同时借助炮火和空中打击给志愿军造成重大伤亡。双方在这次作战中都体现出坚强战斗意志，第5航空队所属战斗轰炸机每天出动约400架次执行近距空中支援任务，创造了整个朝鲜战争中最大出动规模的记录。1951年6月，中朝方面同意进行停战谈判，从这时起到1953年7月双方正式签署停战协定，军事对抗逐步发展为拉锯战。

　　空中截击

　　1951年4月，远东空军的作战重点从近距空中支援转为空中截击。然而，此时已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开始对空中截击的成效产生了很大怀疑。他指出，敌方防御能力在1951年“夏季有了很大提高，虽然我方连续不断地成功摧毁了铁路、桥梁和铁路编组站，并使对方无法利用公路组织运输，但对方补给仍然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中国东北运至前线。”

　　志愿军炮兵作战能力显然有了大幅度提高，并拥有了更多数量的高炮，仅在4月至6月的3个月内就击落了远东空军的81架战机。李奇微在战后得出如下结论：“无论怎样评价空中力量的价值，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在没有空中力量的情况下，我方地面部队的推进将不可能实现。然而，空中力量无法阻止敌方获得他们所需的武器装备。”在李奇微看来，空中力量在朝鲜战争中“无法在完全意义上发挥战场阻截作用。”

　　虽然李奇微对空中截击能否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有所怀疑，但他还有另一个理由保持对共产党军队的这种压力，即对方希望通过尽早签署停战协定以免遭受更多的空中打击。但李奇微认为，如果签署了停战协定，对方将没有兴趣讨论其他问题。因此，他决定进一步扩大空中力量在整个朝鲜战场的打击范围，继续实施近距空中支援、维持制空权和切断补给线等空中打击行动。

　　在从1951年4月开始的代号“绞杀”的空中截击行动中，远东空军动用了所属大部分飞机。从三九线到双方前沿阵地的地区被由北向南划分为三块条状区域，分别划归第5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旅飞行联队和第77海军特混编队空中力量的打击范围。然而，“联合国军”集中力量实施的空中截击未能有效阻止对方将充足的补给运至前线，从而确保志愿军能够在前线维持一定强度的作战行动。当“联合国军”切断某一条运输线路时，志愿军又会立即开辟另一条线路或将被破坏线路维修好。“联合国军”飞机如果要增强打击火力，就会面临更大的被击落危险。

　　在“绞杀”行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远东空军参谋人员研究了朝鲜境内的后勤保障体系。他们确信，处于交战区域的60个中朝师级部队每日约需各类补给2 400吨，而最有效的输送方式是铁路运输，由此确定了通过攻击铁路桥而使朝鲜铁路线陷于瘫痪的总体空中打击方案。

　　从8月至12月的4个月内，这种空中截击以极高的强度进行，但只是在前两个月中有证据显示对方运输线受到了一些干扰。然而，对方迅速显示了尽快从铁路受损的不利形势中恢复运输的能力，所采取的主要方式是改为公路运输以及迅速修复铁路。

　　事实证明，在不出动大量飞机的情况下，“联合国军”很难完全切断对方运输体系。使这种截击变得更加困难的是，对方高炮对铁路的防护能力大幅度提高。“联合国军”有关方面非常怀疑是否有必要继续实施这种空中截击。虽然空中截击持续进行，但此时也有必要实施近距空中支援，但由于空中力量规模有限，因此执行后一种任务的飞机出动架次数较少，并使地面部队指挥官因较多实施空中截击而导致地面作战人员伤亡增加而抱怨不已。

　　虽然不能确信空中截击是否真正使得志愿军无法积累起足够补给和武器装备并发起有威胁的进攻，但可以确信的是，一旦空中截击完全停止，志愿军随后将发起进攻。1952年1月，李奇微向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报告称，虽然共产党军队的后勤保障体系在空袭中受损，但对方仍然能够实施防御行动。

　　1952年3月，第5航空队实施了另一种形式的空中截击，行动代号为“饱和”，目标是对特定区域的铁路造成大面积破坏，而不是简单地在大范围内切断铁路运输。“联合国军”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主要是了解到以下情况，即朝鲜方面发现如将重型装备运往前线，将会增大修复铁路的难度。虽然“饱和”行动在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但对方不断增加的高炮使“联合国军”飞机遭受了严重损失。在整个铁路截击行动中，“联合国军”战斗机-轰炸机损失率超过了补充率。到1952年5月，“联合国军”战机数量仅能够同时实施6项截击任务，从而迫使该类作战行动被取消。

　　李奇微在其朝鲜战争回忆录中坚持认为，空中截击“无法在完全意义上发挥战场阻截作用。”显然，这种作战目标是地面部队指挥官最关心的问题。但可以确信的是，这次长达10个月的空中截击行动，确实给中朝军队的后勤保障系统造成了严重损失。对方不得不从作战部队中抽调数千人维修不断遭受破坏的铁路和公路。例如，中朝方面最终在整个铁路线上每隔约6.5公里就部署一支维修队，修复一处铁路损毁需2小时，而大面积损毁则要求使用特殊装备抢修4至7小时。虽然“联合国军”给对方造成的这种相对较小的损失是以极大代价换取的，但如果中国当时没有东北地区作为大后方，那么这种空中截击可能会取得更大成效。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