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离新军事变革还有多远？

台湾向美国购买的“基德”级驱逐舰

澳大利亚强化了两栖作战和远征打击能力

台湾向美国购买的“爱国者”反导系统

新加坡海军士兵

解放军“杀手锏”之战术导弹

许多亚太国家陆军势力庞大，表现为偏爱机械化装甲集团。

野外生存训练的韩国士兵

　　亚太地区离新军事变革还有多远？

　　(美)理查德 A.比津格

　　邱夕海　编译

　　亚太地区军事现代化的努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许多军队都大幅提高了其作战能力。这些国家在实现军队现代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已经超越了仅仅用新式飞机取代老旧型号或购买新型坦克和新型火炮的阶段，例如，他们发展了新的武力投射能力和防区外攻击能力、强化了秘密行动能力并大大加强了C4ISR系统的建设。在该地区，有几个国家目前已经部署和获得了几种新式武器装备和作战平台，包括航空母舰、潜艇、海上巡逻飞机、空中加油机、远程空空导弹以及现代化反舰巡航导弹等。

　　中国、印度、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发展蓝水海军能力，目前，他们已经拥有或者将要拥有本土及外国设计建造的驱逐舰、护卫舰、导弹巡逻艇和柴电潜艇等。

　　泰国已经从西班牙获得了一艘小型航空母舰，印度最近也已经与俄罗斯签约购买了一艘被重新维修和装备的旧航空母舰，而日本则计划建造两艘号称“准航母”的直升机驱逐舰。

　　中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已经获得或者将要获得空中加油机。

　　几乎每个亚太国家目前都拥有了部分三代战机——例如俄罗斯生产的Su-27、Su-30和MIG-29；美国成产的F-16、F/A-18；法国生产的幻影-2000等。这些飞机都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机动性好，挂载美国的先进中程空空导弹或者俄罗斯的AA-12导弹等雷达制导导弹。

　　印度正在与俄罗斯联合发展超音速反舰巡航导弹，而中国则已经从俄罗斯购买了同类导弹并且已经安装到其驱逐舰上。

　　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台湾已经计划通过与别国合作研制或者直接购买成品来建立其导弹防御系统。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亚太国家目前都在积极扩展或升级其C4ISR能力。中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都拥有了空中早期预警和指挥飞机，澳大利亚、印度、韩国也倾向于在不远的未来获得这一类型的飞机。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已经或者将要在其水面战舰上安装宙斯盾系统，台湾则正在购买远程早期预警雷达。该地区几乎每个军事强国都在努力获得无人驾驶飞行器且极力发展用于军事目的的空间技术，包括侦察、监视、通信和导航卫星等。有几个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澳大利亚、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正在花大代价打造新型信息处理、数据融合、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数字化军队。例如，韩国正在发展一种新型战术一体化通信系统，台湾则投资200多亿美元建设可以链接通信、计算机以及传感器的新型C4ISR网络。据报道，中国正在努力发展和提升其C4ISR能力以及信息战能力，利用光纤、卫星、微波中继装置以及远程高频无线电基站打造一个独立的军事通信网络，其中大多数用于发展C4I网络和信息战能力的技术都属于军民两用技术。新加坡已经拥有了全国性的C4I网络，利用微波和光纤将其空军和海军监视系统连接在一起。

　　这些最新军事能力的获取对亚太地区的军事形势来说具有多重含义。至少，该地区各国军队许诺升级或者实现其武装力量现代化的努力值得密切关注。亚太地区军队正在获取更致命的武器，这些武器射程更远且非常精确，同时，该地区的军队还增强了战场感知和指挥控制能力，强化了作战部队的机动性和反应速度。防区外精确制导武器，例如巡航导弹、弹道导弹以及末端自导引（GPS或者光电）制导弹药，极大地提高了当地军队的火力和杀伤力。同时，现代潜艇、水面战斗舰艇、两栖攻击舰、可以空中受油的战斗机以及空中运输机也大大延伸了军队的作战范围，先进侦察和监视平台将侦察范围延伸到了陆海空的各个角落。此外，通过不断加强的特种作战行动和防御能力（例如导弹防御系统和远程空空导弹），军队的生存能力和作战效能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因此，一旦该地区爆发冲突，那么与过去的战争相比，现代的战争形式将会是一场“高科技”战争，速度更快，距离更远，弹药更精确并且破坏性更强。

　　更重要的是，许多亚太军队正在努力获取可以将军队整合在一起的系统，以实现军队的彻底转型。那些与精确打击、特种行动以及与C4ISR系统相关的硬件设备更是新军事变革中的技术精华。这种日益形成的核心能力已经潜在地影响到未来战场上的战略实施和作战行动。

　　刚刚起步的“软件”建设

　　然而，即使亚太地区军队正在研制和装备大量实施国防转型所必需的硬件，也仅仅是军事革命的第一步和最先一步。该地区军队同时也需要发展他们的“软件”——军事理论、战术以及改革军事组织，这些“软件”是使用和整合各种新技术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亚太地区许多军队正着手在“软件”方面开展研究、评估以及进行试验。

　　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就开始考虑国防转型问题。1999年，澳大利亚国防部成立了一个新军事变革办公室，用于评估技术发展并探究实施军事变革战略的可能性以及与美军在这方面合作的问题。澳大利亚新军事变革主要包括四个关键部分，即杀伤性武器、武力投送、信息处理和情报搜集。在实际应用中，澳大利亚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强军队的机动性、火力和持续能力上，为此，澳大利亚扩展了军种间的联合作战能力，加强了后勤支援，强化了两栖作战和远征打击能力，同时，还进一步改进了精确打击能力并完善了情报搜集、侦察以及监视系统。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国防军不断强调把网络中心战作为一条捷径来获取对抗潜在竞争者的“知识利刃”。网络中心战不但能作为力量倍增器使澳大利亚国防军对其潜在的较强对手保持技术优势，还能增强其武装力量与美军的合作与协同能力。为此，澳大利亚特别注重挖掘其有限的本土高科技核心能力，例如“溪谷”超地平线雷达网络。

　　中国：以IT技术为基础的新军事变革也对中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实现其军事现代化，使解放军有能力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所谓“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是指持续时间短，强度大的高科技战争，其特点是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全时空范围内利用毁伤力强的高科技装备通过联合作战实施灵活、迅疾以及远程的打击。解放军的作战理论也非常强调先发制人、突然性行动以及心理震慑，认为冲突的早期将是决定一场战争胜负的最关键阶段。

　　解放军将信息化战争、数字化战场和网络体系视为使其力量倍增的重要潜在因素，因此努力发展其C4ISR体系。同时，解放军还认为其严重依赖高科技装备的对手，如美国等，在指挥、控制、通信等方面很容易遭受低技术含量武器的攻击和反制，因此，解放军努力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希望能“以劣势装备打败高科技强敌”。此外，解放军还积极发展所谓“杀手锏”武器，一些“杀手锏”武器主要用来攻击对手的薄弱环节，例如计算机网络攻击。在解放军的作战能力中，信息战是新的重要发展方向，据报道，解放军正在试验信息战行动，目前已建立了特种作战单位以攻击敌方的计算机网络，从而摧毁或者使敌方的C4I系统失灵。

　　其他的一些“杀手锏”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系统（例如射程为600公里的CSS-6，射程为300公里的CSS-7），这些导弹都安装了卫星导航系统从而极大的提高了命中精度，此外还安装了杀伤力极强的新型弹头（如集束子弹头，油气爆炸弹等）。最后，解放军还在大力发展新概念武器，如动能武器（轨道炮等）、激光武器、高能微波武器以及反卫星武器等。

　　印度：1991年的海湾战争使印度更加关注以IT技术为基础的新军事变革所带来的挑战。许多印度人日益关注美国技术的威力以及美国作为一个传统军事强国在全球的统治力。部分印度人呼吁本国高层积极回应这种新的军事技术现实，开展新军事变革，以使印度“在未来的战争中有战胜的机会”。印度正在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部门被看作是这种努力的关键因素。

　　日本：日本关注国防转型主要源于1998年北朝鲜进行的“大浦洞”导弹试验，促使日本重新定位其自卫队以应对新的威胁，特别是来自弹道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其他促使日本对国防转型感兴趣的因素包括敌方有可能对日本国内的信息网络发起攻击；满足国际军事行动的需要（如伊拉克战争）；在履行地区安全承诺方面与美军日益增强的合作等。

　　日本防卫省已经将其转型概念命名为“信息－新军事变革”。信息－新军事变革概念基于以下基础：未来战争可以实现对作战空间感知的巨大跳跃，交战双方使用大量精确打击武器，辅以小规模的、分散的特种单位攻击；大量使用网络空间以及无人作战系统，战场日益扩大，战争速度也日益加快，由“摩擦”冲突向“决定性”作战转变。日本防卫省认为信息－新军事变革“基于先进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因此必须通过创建完善的C4ISR网络实现信息共享和无缝链接，增强部队的反应速度（特别是在指挥控制方面），增强作战效能和军队组织的适应性，完善关键信息系统的防护能力（如指控系统的关节点），加大与美军协同作战的能力。信息－新军事变革的目标就是在“军事目标的效能方面实现巨大的飞跃。”

　　特别重要的是，日本防卫省在防卫态势评估中呼吁建立一个包括陆海空三军在内的联合信息共享网络，以技术而非以规模为武装力量建设导向，并且通过部队的现代化和数字化实现与美军的协同作战。此外，日本还计划大力加强其导弹防御能力，升级其海军“宙斯盾”系统，同时在联合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方面与美军展开合作。事实上，由于导弹防御系统可能会影响到日本关键政策的转变（例如和平宪法第9条修正案允许在集体自卫方面扩大美日合作），因此它可能会成为日本国防转型的催化剂，推动日本获得C4ISR网络，帮助日本改革其国防研发机构和国防工业结构。

　　新加坡：新加坡对国防转型的兴趣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其战略弱点：缺乏战略纵深，人口少且老龄化严重，国防资源相对有限；二是其发达的经济和先进的技术，特别是其人口素质较高且拥有强大的信息技术。新加坡国防军将信息技术看作未来冲突的关键或者说决定性因素。认为基于IT技术的新军事变革将改变战争的本质，数量规模型的作战平台将很难获得优势，除非这些作战平台通过先进的信息技术被整合成一个灵活高效的打击体系。同时，军事领域对信息技术日益增加的依赖意味着保护自己的信息系统和摧毁敌人的信息系统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要方面。

　　鉴于此，新加坡国防转型的重点是获取、发展以及融合与指挥控制系统有关的各种能力，包括情报、侦察、监视系统以及精确制导武器系统。目前新加坡新军事变革的焦点包括先进的电子和信号处理系统、信息防护系统、高级导引系统、先进通信系统以及电子战、传感器和无人载具等。

　　韩国和中国台湾：韩国武装力量意识到未来的武装力量需要大力发展C4ISR网络，包括网络平台、无人系统、适时指挥控制系统以及精确打击能力。此外，由于韩国希望能更多地承担维护本国安全的作用，因此美韩联盟的角色目前也在发生转换，首尔正在寻求更多的自我防卫途径（特别是在早期预警、情报和侦察领域），同时还要保持与美军的协作关系。无论如何，外界普遍认为处于新军事变革早期阶段的韩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中国台湾的新军事变革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大陆的军事威胁这一想定之上，并且深受大陆关于新军事变革观点的影响。这一点毫不令人惊讶，台北的焦点是防御来自解放军的导弹，使其指挥控制网络免遭攻击，同时对解放军实施进攻性的信息作战。目前，台湾正在努力发展的领域包括早期预警系统、侦察、综合安全指挥控制系统，以及反导系统和有可能使用的报复性弹道导弹系统。

　　在贯彻新军事变革的努力中，首尔和台北的优势是其庞大而迅速发展的信息技术部门。韩国和台湾都有完善的通信网络，广泛使用互联网，拥有发达的电子工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计算机和通讯领域，他们都拥有相当大的产业基地，控制了全球随机存储记忆半导体芯片的生产。

　　尽管亚太地区关于新军事变革价值和效能的讨论持续不断，但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在国防转型的实践方面几乎没取得什么进展。特别是在军事转型所必需的组织、制度以及军事学说等领域的转变更是不甚明显。在该地区，目前大多数军队还处在军事转型最初的“思考”阶段，而着手试验新型军事组织和新型作战样式，或是明确武装力量转型战略，并直接向这一领域投入资源的军队就更少了。

　　荆棘之路

　　首先是成本和资源的制约。国防转型需要大量的金钱和资源，尽管部分倡导者曾经断言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将极大地降低国防转型的成本。但事实上，军方所需的许多新型且昂贵的技术并不具备民用价值，另一方面，许多具有双重用途的技术，如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都很难直接应用于军事领域，大多数都要作出实质性的改进。同时，国防转型系统还必须与庞大且昂贵的国防“遗产”争夺资金——如战斗机、坦克、大型舰船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部队等。事实上，在许多亚洲国家，这些旧“遗产”摄取了大量本可用于部队转型方面的资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确实增加了国防投入，但也不足以在资金上同时支持传统武装力量和国防转型系统的需要，或者说还难以获得足够数量的新系统以满足国防转型的需要。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军事支出在未来几年中有望获得增加。然而，这些追加投入究竟有多少被用于国防转型目前还很难说。

　　其次，许多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制度和文化阻碍了国防转型的完成。亚太地区的军队一般极端保守，反对冒险，官僚主义严重。而且在亚太国家，军队组织的保守性和森严的等级观念还混合了传统儒家的中庸、重资历、尊敬长者（年龄一般等同于级别或者职务）、重面子的观念。因此，这一地区的军方可能抗拒甚至反对彻底的国防转型和以IT技术为基础的新军事变革。

　　亚太地区军队的另一个保守本性是对传统体系的偏爱。当地军队比较重视大型武器平台（如主战坦克、现代战斗机、航空母舰）而不是缺少视觉冲击的国防转型体系，例如无人机、C4I网络、精确制导弹药等。此外，当地的高级军事官员为了晋升更是倾向于发展见效快、容易体现成果的各种硬件，而对经过很长时间才能体现效益的各种软件不甚热心。同时，在许多亚太国家，陆军势力庞大，也就意味着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国防建设带有强烈的陆军倾向，表现为偏爱机械化装甲集团、大型地面部队以及部队之间正面交锋的战争形态。

　　该地区许多国家还缺乏联合作战的传统，他们具有强烈的单一军种文化而且军种间存在着严重的不良竞争状况。在这些国家，引进联合作战理念作为基本的作战观念无疑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创建通用的C4ISR体系和后勤支援体系了。

　　第三，亚太地区大部分国家的国防科技部门（即使在日本也是如此）缺乏专业设计技能和各种专门技术，而且很少与先进商业技术部门（特别是当地的IT企业）联系，而这些部门与发展和大规模生产转型体系息息相关。而且这些国家的国防工业根本就不具有整合各种复杂系统的足够能力，例如C4ISR网络。他们往往热衷于在许可证制度下生产一些简单的本土系统，例如火炮和轻型武器等。同时，大多数亚太国家都强调在武器生产方面要自力更生，这也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因为这些重复研制和生产的武器系统大多都可在世界武器市场上购买到。本土的武器制造商推动其政府购买他们已经有能力生产的传统武器系统，例如战斗机和大型水面舰艇，而不是研发先进的精确制导武器和网络化的C4ISR系统。

　　第四，亚太地区的军队和国防工业与当地的创新型企业联系很少，例如信息技术部门，限制了信息产业向军事领域的转化。大多数武器生产商坚持其国有地位而独立于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之外。然而，也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使其很难受益于相互影响的现代商业技术，也使国防部门很难吸引民间企业参与军品研发和生产。此外，当地军方一般对军民两用技术持怀疑态度，更相信所谓的“军用规格”装备。

　　第五，当地商用高技术产业的能力（特别是当地的IT公司）有可能会被高估，对国防转型帮助不大。许多亚太国家所吹嘘的规模庞大的信息技术部门，其主要能力是产品生产能力而非创新性的研发能力。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科技能力依然薄弱，例如当地的武器制造商特别缺乏必要的系统融和能力。除日本外，该地区大多数IT工业处于整个IT技术体系的末端。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大多数IT工业仍然定位于通过原始的大规模组装来进行生产和装配，而非本土研发和设计。印度的软件工业也是如此，他们只能根据消费者严格的规定生产其需要的专门程序，或者从事全球高端IT业界不愿意干的“繁琐工作”。因此，应用于国防转型的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在亚太国家不大可能会获得较大的发展。尽管该地区几乎所有国家都非常关注可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先进商业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和空间技术，但是没很哪个国家作出过实质性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努力。

　　最后，一些亚太国家军队在军事转型方面还面临着一些具定的障碍。例如日本仍然受到和平宪法的极大限制，日本和平宪法禁止日本拥有进攻性武装力量。另外，印度也面临着可能来自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威胁，因此更热衷于获取有效的核打击能力而非致力于以IT为基础的新军事变革。

　　因此，亚太地区的国防转型更多的仅仅是一种国家武装力量的现代化而已。 《现代舰船-军事广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