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筛子

　　现在追踪鲍特的国际努力基本上已经停止了。CIA不再派专人跟踪鲍特的行动，比利时人的洗钱调查由于内斗和政府缺乏兴趣已经被束之高阁。只有英国人仍然在努力获得鲍特活动的情报，不过这种努力也大大减少了。

　　与此同时，鲍特住在莫斯科的豪华公寓套房里，偶尔被发现外出到喜欢的寿司店吃一顿饭，鲍特的美国商业伙伴理查德•吉查克利在2005年4月被美国政府冻结资产后让亲信买了一张票跑出德克萨斯逃到了俄罗斯，此前他被怀疑在美国打理着一些鲍特的生意。

　　由于联合国的旅行禁令，理论上讲他们两人都不可能出国。但是参与追捕鲍特的美国官员说有可靠证据证明今年初在贝鲁特看见了他。当时俄罗斯拒绝回答任何有关鲍特的问题，有报道称，他已经与莫斯科的高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鲍特亲口说过他不知道——或者说没有任何法律与道义上的义务去了解——他运送到战争地带的长长绿色半条箱内装的什么东西。精密的经济计而非意识形态指引了鲍特的行动。是什么东西促使一个人将道德甩到一边？对财富的追求？在危险环境中行动的刺激性？一些世界上最强大的人却依赖于？“没有其他任何人能够运送那些包裹，”鲍特在南非的一个合伙人说，“你永远打不中这个邮递员。”

　　也许这个死亡批发商的存在更能说明当今这个世界而不是鲍特本身。破坏鲍特行动那些犹犹豫豫的努力讲述了一个那些国家的失败构成的故事。实际上，鲍特是历史机遇的产物，是一个在急剧变化的世界中瞧准机会并赚取惊人利润的商人。在冷战中，各方均能通过控制几乎所有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来加强意识形态上的忠诚度。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种控制也同时消失，市场向那些能抓住这个机会的人突然敞开。鲍特掌握了这个时机，对那些拼命寻求武器的党派来说他的服务非常用。随着那些失败和正在失败的国家对既便宜又容易使用武器需求量的增加，鲍特巧妙的建立起了环球网络来满足市场需求。“如果你注意到鲍特所有不同的冒险，你就会发现诸如转移武器、取得最终用户证书以及改变飞机注册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多么简单，”曾经领导了一个研究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联合国小组的英国退休上校迈克尔•钱德勒说，“你会得到一副令人吃惊的图画，这幅图描绘了这个世界有那么多地方是如此的腐败。”

　　虽然现在只有美国这样唯一一个超级大国，旧的意识形态已经减少，但是各国政府仍然不得不同浮出水面的跨国犯罪集团交手。这些武装分子没有任何国家观念，他们效力的对象有塔利班、美国军方以及其他一些不可靠的同伙，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非意识形态而不安定因素，产生暴力。像鲍特这样的非法商人前进的时候制定了新规则。武器禁运并没有阻止武器走私，仅仅是让武器贩子们有机会抬高价格。国际“点名与羞辱”运动没有任何强制力，其效果不过是为他们做了广告而已。

　　很多武器控制专家说如果鲍特的帝国最终就范，国际武器交易将会仅仅是被划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破碎地盘，可能会跟20世纪90年代在首领被杀哥伦比亚卡利和麦德林可卡因卡特尔进行掩饰以后的情况相似。他们未能提及的是可卡因的净产量并没有减少，并且这种缩小的组织严密的卡特尔被证明同样很难被拆散。实际上，在当今世界，任何阻止非法活动——不管是维克多•鲍特的交易还是别人的——的努力都会被认为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第二个任务，只要九头蛇的一个头被砍下，就会重新长出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