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特务密谋刺杀刘少奇(中)：台特内有我方同志

1963年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资料图)

1963年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访问柬埔寨(资料图)

　　马保奉

　　柬方建议推迟访问

　　1963年4月19日深夜，我方破译台特“湘江案”密码电报后，遵照周总理指示，我驻柬大使陈叔亮紧急约见柬王室顾问宾努亲王，通报了有关情报。次日，柬方建议推迟刘主席的访问日期。使馆安全小组研究后，也一致建议国内不定期推迟刘主席访问柬埔寨。

　　4月23日，周总理考虑“不定期地推迟对柬访问，政治上不利”，便请示毛泽东。毛主席批示“按期访问，限期破案！”

　　接到中央指示后，中央安全小组、驻柬使馆及在金边前线工作的同志加紧了调查工作。

他们带领金边广大爱国侨胞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对台特进行更加严密的监视，并通过内线不断查获台特活动情报。28日，西哈努克亲王在接到中方掌握的“炸车”最新情报(即我前柬大使王幼平递交给宾努亲王的破解密写信，见本报上期文章)后，宣布戒严。当夜，柬方在金边进行大搜捕，抓获大批行动特务，侦破了坑道爆炸确切地点，缴获大量炸药、雷管、消音步枪等作案器材。

　　5月1日凌晨1时，刘少奇在接到驻柬大使馆的请示后，指示王幼平和陈叔亮，通知柬方，仍按原定日期访问，不再改变。这时，距刘少奇的专机起飞时间只剩下几个小时。

　　西哈努克亲王听了宾努的报告后，激动地说：“中国主席是用生命把友谊送过来的。”

　　深入台特内部说服顽敌

　　“湘江案”指挥者“三站”站长廖时亮，1939年进入国民党军统局。1949年10月，他在衡宝战役中被我军俘虏，经战俘营教育后被遣返回湖南湘乡老家。同年年底，他逃到香港并转赴台湾，1955年被派驻西贡“大使馆”，公开身份是“外交官”，实际是台湾情报局所属“南越第三工作指导站”站长。

　　台湾“安全局长”叶翔之发现廖时亮的电报被我破译，急令廖返台面商对策。廖于4月23日乘法航由西贡飞经香港回台北。我安全部门对廖的行程了如指掌。

　　廖时亮到西贡后，曾有动摇表现，感到前途渺茫，我方想做他的工作。利用廖返台经过香港的机会，我方派人到香港与他见面，一是争取他，二是威胁、骚扰他，争取打掉“湘江案”。派谁去执行这个任务呢？有关部门想到了罗玉文。罗是廖时亮的同乡、同学、把兄弟，曾在湖南国民党政府干过事，1949年湖南解放后被遣返回乡，在小学教书，表现尚好。罗感到这是组织对他的信任，表示愿意完成这个特殊任务。4月20日，有关部门将罗调到广州，与此同时北京用电话向广州的机构口述了—封给廖时亮的警告信。罗带着信，在有关人员陪同下到达香港。

　　23日廖时亮出现在启德机场。由于长期天各一方，廖猛然见到罗玉文，感到意外和震惊。当廖时亮知道罗玉文从内地特为他带信而来，意识到情况严重。

　　廖时亮读完信，如雷轰顶，“湘江案”已被大陆发觉！他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大陆怎么对自己了解得那么清楚。但是，长期当特务的他很快镇静下来，搪塞过去的把兄弟说：“我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不能保证别的方面的行动。我对台湾无所留恋，对共产党我也不能一下相信。此事我考虑，没有得到可靠保证，我不能答应什么。”

　　事实证明，廖时亮决心顽抗到底，因为除了挖坑道炸车外，他还策划了第二套方案。

　　第二套阴谋方案暴露

　　特务们所谓的第二套方案，是用消音步枪进行射击暗杀，地点选择在湄公河河畔，时间是在西哈努克陪同刘少奇在临时搭起的观礼台上观看龙舟比赛时。这第二套方案极为秘密，由廖时亮一人策划，事前只有叶翔之一人知道。

　　廖时亮单独与“金边组”特务武文寿联系，让武把装有三支折叠式消音步枪的箱子交给朱兆明。朱兆明是打入爱国华侨内部的台湾奸细，以与柬爱国侨领叶无极女儿叶瑞美谈恋爱为名，在爱国华侨中打探刘少奇访柬情报。

　　有关朱的特务活动，我方是从“三站”中的内线G105那里获得的。4月28日，朱兆明在柬越边境亲自将自己密写的“枪击计划”上报“三站”。说来也巧，接收此信的正是我方战略观察员G105。而那天，我方的沈树阳局长正好早一步来到边境与G105接头。

　　朱兆明的密信被紧急送往我使馆，被姚良骏破解。只见朱兆明写道：“我沿着刘少奇访问的路线勘察后，因防备甚严，只好将消音步枪埋伏在渡口，湄公河观礼台的对岸，待机将刘和西哈努克击毙。”王幼平看完抄件后说：“我看，赶快递交给王国政府，要求提前逮捕朱兆明。”4月28日深夜，十几名柬埔寨警察持枪冲进朱兆明家。当时朱正在家里同武文寿密谋将枪支转交给一个叫阿阮的杀手。结果朱、武同时被逮捕。

　　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不同意在金边为台特设电台，认为用交通员传递信息更牢靠。他哪里会想到，正是交通员坏了台湾情报部门的“大事”。台湾“安全局”及“三站”向“金边组”秘密输送暗杀器材，以及与“金边组”的密写信等文件来往，靠交通员以及南越驻金边代表处的外交邮袋完成。“金边组”来往于柬越边境的交通员并不固定，其中要数一个被称为“肖老板”的人完成的任务多。此人是个华侨，虽然为台特办事，但也是我有关部门的内线。

　　1963年4月11日，“金边组”特务农稔祥派肖老板去柬越边境取东西(未说取何物)。“三站”特务陈海通在柬越边界交给肖老板两支雷管，谎称是“无线电零件”，让他带给农稔祥。肖信以为真，把它装进裤子口袋里，便骑自行车上了公路，以便转乘汽车回金边。不一会儿，他发现裤子口袋里的东西少了一个，便返身去找，却没找到，心里想不就是一个“无线电零件”吗，丢了可以再买一个。不料回金边向农稔祥移交时，农很恼火，骂他笨。肖老板觉得奇怪，为了一个“无线电零件”值得发火吗？他带着疑问向我驻金边使馆汇报了此事，并根据记忆把“零件”的形状画了出来。我方的中央调查部派驻柬埔寨的一局副局长袁庚当即断定，那是美制军用电导火雷管。

　　破解台特密写信

　　17日晚10时，袁庚在与代号为P021联络员见面时，了解到一个很重要的情况：肖老板为农稔祥带给西贡的信，从12日至17日在越柬边界的秘密交通站共积压了9封，原因是西贡交通一连多天没有派人来取。

　　我方估计这几封信关系重大，因为这些信都是农稔祥11日收到雷管后连续发出的，断定信中必然涉及“湘江案”的具体部署，便设法通过肖老板将信取回。肖返回金边已是18日下午2时。

　　然而面对这些密写信，使馆人员束手无策，虽然费了很多周折，耽误了几天时间，仍不能破解，遂紧急向国内求援。

　　4月25日下午，破译专家姚良骏带了必要的器材抵达金边。26日凌晨3时，密写信被破解。

　　信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台特下手的地方在飞机场至柬皇宫的路上。特务在大路边有房子，从那里挖坑道至大路下面，埋上炸药，按电钮就会爆炸。在信上还附有地形图；二是参加行动的特务名单，除中国人外，也有柬埔寨人和越南人。信中提出，如果成功，它是请赏的名单，如果牺牲了，就是抚恤的名单；三是“金边组”向台湾请示的批复件(即后来由王幼平亲手递交宾努的那个文件原件)，即：如果西哈努克同刘少奇在同一辆车上，炸还是不炸？

　　“三站”给“金边组”密写指示信显影如下：

　　“西哈努克、王后与刘少奇同车，无须顾忌，坚决炸毁”。陈叔亮大使看了密写显影后的字迹，激动地说：“这份情报太重要了，太好啦。”他握住姚良骏的手说，“良骏同志，你为党、为国家立了功。”

　　姚良骏接着又成功地将破解的密写信不留痕迹地恢复了原样。27日又让肖老板把那些信送回边境的交通联络站。接着，28日姚良骏又破解了朱兆明阴谋在湄公河畔使用消音枪暗杀刘少奇的密信。29日破解了G105亲自送来“金边组”上报“三站”执行坑道爆破的密画地图。

　　台特内有我方同志

　　4月29日夜，匿迹多年的G105突然从越南驾一辆面包车来到我驻金边使馆，声称要见王幼平大使。王大使虽然未见过他，但是知道他。1958年8月，我驻金边使馆一馆员失踪，通报柬方警察部门，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一个月后，使馆收到一封署名G105的人的来信，才知道我失踪人员被台湾特务绑架，并已偷运至西贡。当时驻柬大使王幼平才知道，台特西贡“第三指导站”内，有一位我们的同志。

　　G105十分着急地说：“我有‘金边组’‘湘江案’的密情，要急于送西贡第三指导站。柬埔寨已经封锁了柬越边境，时间紧迫，我只好贸然行动。”他从腰包里拿出密信，交给陈叔亮大使，补充说，“在密信上千万不要留下痕迹。”

　　姚良骏用小毛刷蘸了药液，点在密件的纸面上，纸面上渐渐地出现了一幅地图以及波成东机场，金边，C4炸药等字样。姚良骏高兴地站起来说：“出来啦，是地图，是爆破点。”

　　虽然密信恢复原状又费了番功夫，但最后还是分毫不差地恢复了原样。姚良骏看出陈叔亮大使有些担心，说：“陈大使，你放心，我用生命保证这封密信没有问题。”密信在预定的时间之内交还至G105手里。(作者为外交部礼宾司前参赞)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