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海军配备战舰律师避免演习中引发领土侵犯

美国独立号航空母舰

　　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将Anthony C. Zinni 说“对于指挥官来说军事行动法律就像火力支援和后勤保障一样，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引言

　　一个律师在军舰上？不久以前，这种事情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律师是从一个刚翻船的游艇上救上来的。然而现在，律师在军舰上出现变得越来越平常了。可能还存在一些人，认为军舰上的律师什么也不是，就是个“氧气盗贼”。然而在今天这个高度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军舰上训练有素的律师的预备和地面上的战斗部队一样都是一种极其有用的资产。

　　现代“战争”是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的，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运行的。像维和、和平执法、服务保障和援助撤离，所有的这些，无论是在地面、空中还是在海上，都是对指挥官严峻的法律挑战。在这样独特的环境中，一个全新的法律职业已经形成，并在行动中协助指挥官。国际法，环境法，国际关系法和国内法一起形成了一个“军事行动法”。这个军事行动法在当今的军事行动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缺少的考虑因素了。

　　海上法律顾问的概念仍然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现象，其中也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论，特别是在澳大利亚军方中。美国海军当前大概有800名军法团(JAGC)的现役律师，当前大概有50个军法官在舰船上服役。现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大概有25个具有专业资格的现役律师（法律官员），当然也是不是永久性的随海出行的职位。有关部署律师的争论似乎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观念，就是指挥官必须具备“军事行动法”知识。我们观察到对军事行动法现在有两个相对立的观点。指挥官仅要静坐在澳大利亚的军官起居室里或者是美国海军舰船上，就能迅速地辨别这两种相矛盾的理解。第一种观点就是限制性的观点，认为军事行动法是多余的，是对军事行动的过分限制。持限制性观点的人认为军事行动法本质上就是限制，因此使得任务不太好完成。环境法就是防止舰船进入特定的海域演习，这已经被引用为军事行动法过分限制的一个例证了。

　　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个法律是很模糊的。当我们面对一个特定的情况时，这个法律给出了一系列的行动选择，却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指导方针，来定义行动特性。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官只有依靠他们所谓的“指挥官判断力”才能作为摆脱军事行动法模拟两可的限制。例如，国际法有关条例规定战争中对平民的附带损害必须得保持最低水平。另一个例子，国际法还规定一个国家的防御军事力量应保持在与该国相称的和必需的水平上。许多人会说这些规则留下了这么大的解释空间，指挥官基本上没有受到军事行动法的指导，而是依靠自己的判断力。我们认为，业务律师必须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在一个限制性制度下，还是在面对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他们都应该能帮助指挥官来理解这个法律。业务律师必须很好地为指挥官服务，而不是纠缠于对行动法的各种各样的观点上。更确切地说，业务律师必须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样他或者她就能帮助指挥官处理各种军事行动法的观点，从而提升团队的成绩。业务律师不仅仅是要提供有关法律限制性的咨询意见，还应该建议一个备选的行动方案，使得行动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成。在面对进退两难的情况下，业务律师可以借鉴以往的案件和情况，以帮助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

　　运作律师业

　　在谈到两国海军律师的国际事务取向时，我们有独特的机会来交换有关西太平洋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串行冲击”演习中美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各自扮演的角色的意见。在“独立号”(CV62)航空母舰独立舰队上，我们是充当着联合海军部队(CNAVFOR)的法律顾问的角色。法律顾问也被派遣给组合的特遣部队和其他特遣部队的指挥官。在陆地上，律师被设置在联合演习支援小组，处理所有的在演习中造成的损害索赔。律师也被常设在澳大利亚国防司令部和亚太地区司令部，以及所有的参与这次演习的空军和陆军基地中。在这次军演中，需要“海上律师”，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甚至那些先前认为他们是“氧气盗贼”的人，也认可他们的作用了。“串行冲击”演习经验为我们如何将法律顾问关键的务实的安置到军事演习和真实战争中提供宝贵的参考价值。

　　在海上航行时，律师要处理很多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涵盖了广泛的议题，有些是合法的，而有些仅仅是需要律师给出解决的方法。这就需要律师能够掌握广泛的律师知识和能够深刻地了解军事体系的性质。

　　交战规则

　　在现代战争中一个最重要的发展就是交战规则(ROE)概念的演变。交战规则规定了国防部队在何种情况下，何种程度上，才可以用兵。交战规则(ROE)必须得符合国际法，并且任何国家的法律也是可以适用于某一特定的行动。当然，也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影响交战规则的颁布。在不同的国家中，这些因素包括政策和外交方面的考虑以及行动特性方面的因素。当指挥官能够提供有关行动的考虑结果时，而高级官员又能解释政策有关含义时，这时律师就必须要确保所有规则的颁布都是依法办事的。这就是业务律师赖以挣钱吃饭的地方。这些规则必须得简明扼要的阐述清楚，并能够准确适当的指导作战者，什么时候可以用兵，什么时候不可以用兵。如果规则模糊不确定的话，会增加战争的危险性，因为在需要用兵的时候指挥官可能会因此而犹豫不决。此外，模糊的规则可能会给人这样的一个印象，就是战争已经得到了认可了，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这反过来又可能导致敌对状况的提升。

　　交战规则的颁布是和立法模式相一样的，因此最初的起草和阐述通常是律师的责任。基于这个原因，在战争指挥官中常常存在这样的一个观念，是律师制约着交战规则。虽然一些不良的业务律师可能借此发挥，但情况也不一定如此。因为交战规则是一门利益平衡的交叉学科，难免有些限制性的条件，在某种意义上，指挥官认为这是一种危害，因为它们以某种方式违反了自卫权。这是一个危险的认识，业务律师必须得加以防范。而业务律师不能，也不应该，轻易地触发战争，他们的工作只是给指挥官以解释性的指导，协助他们做出负责任的可靠的决定。

　　“串行冲击”联合演习要求美国和澳大利亚双方的军队都熟悉一套新的交战规则。为了熟悉这一交战规则，在这次演习前，还给所有的海军部队安排了一次练习。从这次练习取得的效果看，这次演习需要对交战规则有一个高度全面的认识。

　　至于演习的进展，业务律师要在各级上负责对交战规则的剪裁，以满足特定的情景需要，拟定好交战规则，然后在提交给指挥系统批准生效。从简报上了解到，在整个演习中，有很多有关交战规则的要求，同样也有其他方面的法律应用到演习中去了。在指挥官不得不做出演习模拟射击的决定之前，业务律师就应该为指挥官提供明确的指导。

　　通向演习海域就要涉及通过外国的领海，群岛海域和领空。这就使得舰船指挥官和领航员有必要了解海洋法的航行权。多海岛国家的海域问题是极其复杂的。律师提供建议，确定在一些特定类型的海路上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被接受的，以及什么时候舰船能实际地采用这些特定的海路。这就需要考虑外国公布的界线以及相比于舰船在相应时间所处的位置。如果不能正确地分析这些界线，将可能导致领土的侵犯。如果要改变舰船的航行时刻表，以前的天气情况的掌握经验是必不可少的。因此，短期的外交努力是要依靠律师的协助的，只有打通了外交这一关，才能允许演习通过外国的领空。

　　环境方面

　　大堡礁海洋公园是属于世界世界遗产名录的地区，是一个环境敏感的地区，所以演习是在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的管理下进行的。在演习开始之前，为了使演习对环境的损害降到最低，大堡礁海洋公园管理局和演习策划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在演习中海军部队（NAVFOR）的活动被严密地监控，以确保他们能够服从既定的程序。

　　法律援助

　　在海上，除了给指挥官提供军事法律意见之外，律师在处理可能出现的个人法律问题时也显示了其无可替代的作用。作为生活质量的度量，律师也可以给常年在海上的水手宝贵的法律帮助，帮助他们处理因常年在外而引起的个人法律问题。律师直接的法律帮助能够解决水手的个人法律问题，从而使得水手能更加的专注于自己的军事任务。从这方面说，海上律师能够改善准备工作，使得船员能够专注于他们的主要任务，而不是被个人问题所困扰。在美国的航空母舰独立编队上，共有两个律师和三个法律职员为整个船员服务，他们即提供法律援助也帮助指挥官处理可能出现的纪律问题。

　　在演习中其他附带的法律问题包括军队在国内引起法律事件是否也在境外引起类似的纠纷，律师也要对此提供法律咨询。

　　国内法

　　在澳洲律师的协助下，美国舰船人员简单地了解了一下澳洲国内的法律。在进入港口前，这些信息要传递给每个船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是明显不同的，上岸后，外国所有的船员都要遵守澳洲的法律。例如，在美国当血液中的酒精浓度达到10%或者更高，就定义为酒后驾车了。而在澳大利亚当达到5%就算是酒后驾车了。因此，在船员登陆外国港口前，充分了解该国国内适用的法律是很重要的。

　　结论

　　并不是所有的演习都是明显需要业务律师的。如果一个真实的国际事件发生了，例如波斯湾危机，在澳大利亚皇家海军中训练业务律师就是明显必要的了。在这方面，只有通过舰船上的所有律师的积极活动才能很好的解决问题，并且一部分有经验的律师骨干能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在小型的军事演习中，舰船上的律师可以给指挥官提供机会，使他们可以看到律师是怎么样提供切实的援助的，并确保任务的完成。澳洲律师应该定期和其他国家的同行进行交流。交叉培训和交流计划也应该进行，以促进各单位之间的协调能力。在演习中，例如这次”串行冲击”演习，舰船上的律师是确保两国之间互动的一个重要手段。

　　来源：澳大利亚防御杂志

　　作者：海军上尉Felicity Rogers、Glenn T. Ware

　　编译：知远/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