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在中国21年的中情局间谍传奇

中情局间谍约翰-唐尼

　　如今已很少有人了解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这两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中国被俘入狱20载并最终获释的传奇经历。1952年，他们第一次执行任务时座机被击落，从此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牢狱生活；而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公开声明中拒绝承认他们是中情局官员。在公开报道中他俩的事迹一直被掩盖起来，内部档案文献对他俩也鲜有提及。今天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已很少有人听说过他们的遭遇。

被囚禁在中国监狱中的美国间谍

　　“第三势力”计划

　　约翰•唐尼和里查德•费克图当时都是年轻的中情局准军事官员：唐尼来自康狄涅格州，1951年6月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加入中情局；费克图来自马萨诸塞州，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即加入中情局。两人在大学都是校足球队队员，个性开朗且富有幽默感。这是他俩首次执行海外行动任务，结果任务飞机就被击落。

　　1952年末，朝鲜战争已经持续两年多。

各种报道通常把这场战争当作唐尼和费克图卷入行动的原因。这只能说部分正确，本次行动的起因要追溯到美国对1949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夺取政权后的反应。为了配合美国的对外政策，中情局采取行动，寻求在中国建立“第三势力”的可能，具体做法就是派遣由中情局培训的华人特务潜入中国大陆，与所谓的持不同政见武装力量取得联系。这支“第三势力”虽然反共，但和已经失去大陆民心的国民党政权并不是同伙。

　　新中国出兵朝鲜后，美国重新重视这个“第三势力”计划。从那时起，煽动中国国内的反政府游击武装，从而牵制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投放的资源力量，成为这一计划的主要目标。计划的实施主要是通过派遣小股的华人特务（一般是空投）进入中国大陆，联络各地的游击武装，搜集情报，最大限度地搞颠覆活动和心理战，利用无线电向上级汇报。行动模式主要源自二战中战略情报局在欧洲大陆积累的战术经验，这一模式成功的前提是被占领区必须有大量志愿配合的民众，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国大陆并不具备这一条件。

　　唐尼和费克图参加“第三势力”计划时，该计划刚开展行动不久并且罕有胜绩。由于资源经费的限制，中央情报局驻亚洲基地的华人特务培训活动不得不一再推迟，直到1952年4月才派出第一支“第三势力”小队。这支4人小队从华南地区跳伞潜入，从此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第二支“第三势力”小队由5名中国人组成，1952年7月中旬被空投到东北吉林地区。作为这支小队的教官，唐尼对这支小队的成员非常熟悉。这支小队很快与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分队建立起无线电联络，中情局根据其申请于8月和10月两次为他们空投补给物资。9月，中情局向该小队派出了第6名成员，充任小队与其上级中情局分队之间的联络员。11月上旬，该小队报告称，他们已经与当地一支反抗武装头领取得联系，并称已经获得开展颠覆行动所需的官方文件。他们要求通过空中搭载接应联络员穿越封锁线，虽然当时中央情报局的训练科目中有空中搭载这一项，但是从未想过在实战中应用。

　　那时候的空中搭载，就是飞机低空飞行，用吊钩扯起两根长杆之间的绳索——被接应者把绳索绑在自身的安全带上；吊绑成功之后，用飞机上的绞盘把搭载者拉上去。这种行动要取得成功，飞行员（主要来自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和操作绞盘的两个人，都需接受特别训练。当时，飞行员诺曼•施瓦兹和罗伯特•斯诺迪在1952年秋季都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也愿意执行这项飞行任务。11月20日，唐尼所在的中情局分队回电：“拟于11月29日24点实施空中搭载”。但是操作绞盘的人选仍未确定。按照惯例，绞盘手通常由华人机组成员充任，但是唐尼分队的头儿认为时间太紧，来不及培训华人机组成员。因此，中情局决定启用两名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的受训人员参与执行这一任务，可是最后时刻又以保密许可为由将他们撤下。已经在本分队工作一年的唐尼和11月初刚调来的费克图，接到命令参与这一任务。他们在11月24日这一周接受了专门训练，29日即出发执行任务。

　　11月29日晚，唐尼和费克图在朝鲜半岛某机场登上由施瓦兹和斯诺迪驾驶的C-47 运输机，向着400英里外中国东北的预定接头地点进发。不到3小时的飞行平安无事。月挂中天，夜空晴朗。费克图在机上打开一个救生包，发现里面的手枪没装子弹——这个笑话是他们在这次飞行中发生的唯一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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