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罗斯福介入二战欧洲战场战略手段的重新评估

　　我们必须记住只要在地球上还有战争，那么即使及时是最为热爱和渴望和平的国家也有被拖入战争的危险……我憎恨战争……让那些盼望得到我们友好相助的国家看着我们的眼睛、抓住我们的手。

　　——富兰克林•D•罗斯福，1936年8月14日

　　这一天的责任是迫使我们不得不参与。

那些胆敢用战争威胁整个世界的人——那些创造出了总体战这一名称和行为的人民——迫使我们及所有自由的人们不得不做好全面防御的准备。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40年10月16日

　　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美国参加二战以前的战略思考进行研究的话，就会发现传统的历史叙述呈现出不可信的两种不同趋势。比较典型的罗斯福要么被描述成一位孤立主义者，并且不愿意被卷入到二战中去；要么就被刻画成一位通过寻求几乎是所有的手段来进入战争的狂热的干涉主义者。相比而言，认为罗斯福把这些政策混合成了连贯并且一致的介入欧洲局势的战略是更为合理的。尽管罗斯福的行为看起来是铁了心地使美国进一步卷入欧洲战场，但是罗斯福同时又在追求他使美国处于冲突之外的目标。如果说是在掩饰或者动摇的话，不如说罗斯福是基于他的战略观察制定出了一条扎实且合理的道路。

　　通过对罗斯福的战略的理解，或许可以进一步理解美国在进入欧洲战场前那些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政策和行为，以及罗斯福在那时候的战略领导。他对战争的手段是同时混合了孤立主义——避免战争，以及干涉主义——希望通过积极的努力去推翻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政权，来使欧洲免于冲突。

　　目标和战略手段

　　在德国于1939年9月7日入侵波兰后，罗斯福就一直在有意识地执行一个战略：在保持美国不以正式交战国的身份卷入欧洲战争的同时，又要确保击溃希特勒的政权。因此当时的总体政策是支持盟国的中立。在这样的政策框架内，罗斯福政权一直寻求机会去完成这两个主要目标。罗斯福当局希望能影响到战争的结果，认为可以使德国在内部崩溃——就像在1918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一样。在1918年10月和11月发生的事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突然结束和当时帝国主义德国的垮台。

罗斯福总统在1939年11月签署《中立法案》

　　在纳粹德国入侵波兰的前夕，罗斯福下定决心不再重复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错误——认为美国保持中立比参加一战更重要。弗兰克林•罗斯福回忆起了威尔逊总统在1914年一战爆发时对美国人民的提醒“不但要在行动上中立，还要在思想上中立。”然而，罗斯福在1939年反对威尔逊的做法并且认为“对于一个有远见的人来说，要在思想上对今天发生在欧洲的局势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一旦战争真正爆发后，罗斯福通过广播对美国人民发表演说，重新表明“孤立主义”态度，并且表示出了他对于战争的憎恨。罗斯福声明：“我希望美国会置身于战争之外。我相信美国能够做到。”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取消了美国军队对欧洲战场的干预，他宣称道，“不让任何一个人能不假思索或错误地谈论美国将其军队送到了欧洲战场。”罗斯福称已经准备好了一个中立宣言，这个宣言与《中立法案》、能追溯到乔治•华盛顿总统年代的外交传统以及美国长期以来的武装中立的传统是相一致的。与威尔逊总统在1914年的做法相比，罗斯福是这样说的：“美国会继续保持作为一个中立的国家，但是我不能要求每一个美国人在思想上也保持中立。”

　　在正式中立的框架之内，罗斯福精心地寻求任何一个在弹药、飞机和供给上帮助法国和英国的机会。在1939年9月4日，罗斯福就“ 中立”相关的问题与其内阁进行了讨论。鉴于英国和法国都已对德国宣战，罗斯福内阁决定按照惯例发布一项“中立宣言”。然而，根据当时的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回忆，罗斯福在那个时候“并不是非常急于签署一个宣言——这是《中立法案》所要求的”。因为罗斯福想给英国和法国提供“所有可出口弹药的机会”，而一旦签署了中立宣言，这些机会也就随之消失了。

　　战略评估和德国的力量

　　要全面了解罗斯福是如何对其战略的两个目标进行平衡的话，就很有必要去了解在那个时候为华盛顿政府普遍接受的战略评估。在1930年代末期，罗斯福当局的评估是将德国的力量看得极其脆弱，并且认为德国人民在压迫和数年的全军事化动员下已经是怨声载道了。美国政府的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二战在欧洲打响，并且相信德国国内的状况已经和1918年时的国内状况差不多了。在1939年9月，罗斯福总统预测到了1940年6月，要么德国获得胜利，要么就很有可能在国内发生异常一场革命。持有这样想法的病不是只有罗斯福总统一个人。布来金里治在国务院里说道，“我认为在德国有着不少潜在的麻烦。”

　　来自欧洲的军事情报报告进一步加深了白宫和国务院持有的观点。在伦敦的陆军武官根据他的情报来源以及种种迹象向国内回报“德国国内用于军用飞机和机动车辆的石油供给估计仅仅只够用于支持2-3个月的作战。”这位武官同时相信“苏—德条约”不会有助德国减轻燃料短缺的困境——因为苏联的产量仅仅能满足苏联军队自己的使用。

　　现在回过头去看，罗斯福当局关于德国经济在1930年代就已经完全被动员起来的情报评估是错误的。1940年春季，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在国会的证词里表达了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德国“已经将整个国家变成了武装营地以为战争做好准备，并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目的。”而事实与此截然不同，为了不通过持久、全面的战争就能达到其目的，直到1942年希特勒才把德国的经济转入战时经济。在1942年经济全面动员之前，希特勒选择的是使用已有的德国工业基础，而不是将其扩大。另外，在1933到1938年间，德国只有大约百分之十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是用在军备上的。尽管希特勒很明确地想在1939年发动战争，他还是认为战争应该是短期的，也并没有准备去打一场全面战争。

　　尽管对于德国的这些预测是不准确的，这些预测还是为罗斯福的战略手段提供了基础。当柏林在1940年4月开始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时，美国的一部分观察人士乐观地回忆起了在1918年夏季的形势。在德国发动进攻的前一个月，当时的海军作战部长，哈罗德•斯塔克海军上将向罗斯福提供了他的评估，认为对德封锁已经造成了德国全国的营养不良，这种状况会侵蚀德国全民众的神经和道德。斯塔克估计，如果不进行新的进攻的话，德国的原材料或许还能够支撑到1941年的春天。华盛顿认为新一轮的攻势不仅会耗尽德国稀缺的资源，并且看起来与德国于1918年夏季在西线发动的最后的进攻是差不多的。在罗斯福当局看来，美国没有任何必要把地面力量派遣到欧洲去作战。只要法国和英国还在坚持战斗，德国的垮台看起来就已经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很明显，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自己在1918年夏天和秋天的西线的经历——那时德国沿着马恩河以及在香巴尼发动了进攻，影响了他对于1940年5月和6月在法国的战斗的看法。不仅如此，当“敦刻尔克大撤退”取得了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成功之后，罗斯福变得愈发得乐观了。在1940年6月9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罗斯福总统进行了这样的预测：“如果法国人还能再坚持战斗三个星期，那么他们就能最终取得对德战争的胜利。”在同一天，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同时也是罗斯福总统新政的“智库”中的一员，认为即使德国能够“掌控住局势……他们也将处于极差的经济环境之中”，而这种情况将会迫使他们主动要求和平谈判。伯利的观点是在1940年6 月末，也就是法国与德国停战之后，“根据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历史检验和标准，希特勒之流的人物和他创立、制定的行动会在同一时间一起土崩瓦解。”还有更糟糕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收到的来自英国的评估更是使华盛顿进一步肯定和确认了其观点。

　　在德国对法战争爆发之初，罗斯福总统还在继续指导其政府制定促使德国垮台——同时使美国正式军事干预的需要减至最小的计划。与这个战略构想相一致，罗斯福总统在1940年6月宣布“我们不会在一场侵略战争中使用我们的武装力量，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欧洲、非洲以及亚洲发动战争。不但没一个美国人知道这一点，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也知道。”对罗斯福总统而言，他认为最为关键的一点是继续对德国施压，直到德国自己崩溃。而经济制裁和封锁构成了对德国施压的中心。对于美国和英国的政策，罗斯福总统相信“世界唯一的一种最困难的办法就是使欧洲人民挨饿，尤其是切断维持战争所需的燃料供给。”

　　对战略的贯彻实施

　　为了避免威尔逊总统的错误、扩大自己的控制范围并且有助于对于信息的整理和浓缩，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入侵波兰后不久就很快建立了总统行政办公室。就在同一天，罗斯福将陆军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长以及他们负责制订计划的参谋直接置于新成立的总统行政办公室的掌控之下，并且通过这样做来降低作战部长和海军部长在其知识范围之外计划并且执行作战行动的能力。在总统行政办公室成立后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是这样说的：“不要认为我没有在用敏锐的眼光观察着每一件事情。”

　　在如何对待侵略者上，有一点想法反映出了与罗斯福在入主白宫前的想法是一脉相承的——那就是罗斯福是以联盟经济制裁、海军封锁和在道德上进行劝服为基础来制定战略去打败诸如纳粹德国这类的侵略者，而经济制裁、封锁以及说服是通过宣传手册、心理战和空中力量来实现的。罗斯福总统相信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能降低或者完全消除美国作为战争的直接参与者而不得不进入欧洲战场的可能性。罗斯福总统同时也认识到这个战略手段仍旧包含着一些风险。在此之外，减轻战略风险是罗斯福作为习惯会去认真考虑的一个方面。举例来看，时任美国海军助理部长的罗斯福在一战爆发之际的想法是：“纵然没有任何使用的机会，使美国海军部队在其应该在——即使是最远的地方，就是我的职责。”在1940年12月，罗斯福总统说道：“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是完全诚实的话，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步骤中都有风险。不过我深深相信绝大部分的美国人民都是认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是以当前最少的风险去换取将来最大希望的和平。”

　　在1940年6月——也就是法国崩溃之际，罗斯福总统对军方作出了一番评估。在评估中，罗斯福断言英国能够顶住德国的攻击。另外，罗斯福还补充到，如果美国将不得不参战的话，那么美国应该仅投入“以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美国军方的计划者和情报官员所持的观点与罗斯福总统不同，他们对罗斯福所做评估的回复是“德国会像撕碎法国一样把英国击溃。”这部分军方人员坚持的不是将更多的武器装备和物资运到海外去，而是美国应该重整其武装力量并且将更多的关注放在保护西半球和捍卫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之上。在随后的对话以及罗斯福在1940年6月24日与斯塔克和马歇尔的会晤之后，美国军方逐渐接受了罗斯福更宽广的关于重要国家利益的观点。结果是，军方计划人员不再继续提倡大陆防御或者追寻狭隘的单方面的利益，而是建议“进一步开放战争物资”来帮助英国继续抵抗德国，另外还警告这类援助不应该有损于“美国陆、海军的采购计划”。

　　再进一步来看，罗斯福总统的手段并不仅限于军事上，这同时也反映出了他对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的了解。那时候美国经济刚从大萧条中复苏，因此罗斯福考虑的是外国订单对经济以及国内政治上的影响。在1940年3月，罗斯福总统对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这样说的：“让我们承认这一点，这些外国订单就意味着经济上的繁荣……如果没有繁荣的经济，我们不能使民主党在11月的竞选中胜出。”在那同时，罗斯福还在努力加强军事准备，不过是以不引起国内骚动的方式进行的。由于罗斯福对公共意见是非常敏感的，罗斯福在1940年9月表明海军的战备是唯一在政治上可行的重整军备的方法。“美国的母亲们不愿意她们的儿子成为士兵，”罗斯福说，“因此在当今不能做什么大举动来扩充陆军。但是海军又是另一回事了。美国的母亲们看起来不介意她们的儿子成为水手。”

　　在1941年1月，罗斯福当局提出《租借法案》——代号是H.R.1776，这个法案被描述成为“有助于民主”的法案旨在通过帮助盟国来保持美国的自由，并且不让美国以交战国的身份参与到欧洲战争中去。在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增强美国防御法案》，并随后指派了哈里•霍普金斯——一位住在白宫的罗斯福的老朋友，也是位激进的改革家，“来建议并且协助”他贯彻由该法案赋予他的责任。霍普金斯将他的新职责视为是主持正义的，并且十分享受作为政府代表在租借联络小组里工作，来集中精力“打败希特勒”，无论这是否严格在《租借法案》之下来实现的。

　　随着《租借法案》的通过，伯利判断，美国的外交政策到了1941年初就会“真正进入到事情的另一阶段——半参战阶段。”他观察到美国的政策已经经历了“一次坚实的转变，进入到了一个深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不可能找出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精确的分界线。”与正规的概念相一致但要保持武装中立，伯利反对一种想法——即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即意味着战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伯利宣称：“很有意思，我不确定这意味着战争是必需的。”为了鼓励政府不要严格坚持中立，司法部长罗伯特•杰克逊提出了一个主张——“‘中立’并不意味着当有人发动了一场非正义战争时还保持不偏不倚。”

　　但是，德国潜艇在1941年的北大西洋取得的成功意味着美国制造的战争物资和弹药无法送到英国武装力量的手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美国政府的“租借”努力将起不到什么效果。与他对美国历史的观点以及他的战略需求相一致的，罗斯福总统用了一种更宽泛的视角来看待门罗主义，并且在1940年选举的时候表明他的政策是“积极支持门罗主义来保护美国的半球”。在1941年，罗斯福总统把门罗主义所包含的地区向东延伸到大西洋的中部。美国在4月占领了格林兰岛。罗斯福总统随后为此行为开释而申明，“我们对丹麦所做的一切可以被看作是贯彻门罗主义”来防止格林兰岛落入德国人的手中。罗斯福还扩大了在大西洋海军侦查的范围——从1939年9月的离岸约300英里扩大到超过1000英里，这是为了确保“西半球的安全”并且完成“门罗主义赋予我们的责任”。这些巡航的海军通过无线电将德国潜艇的位置告诉了英国战舰和飞机。另外，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一项命令——保护美国商船至冰岛。这一命令的对象很快就扩大到中立船只，并且在最终覆盖到了英国船只。当被问及到巡航将会延伸至多远时，罗斯福的回答是：“七大洋的水域都有可能是保护美国半球所需达到的地方。”在冰岛，担当护送任务的美国海军驱逐舰将护送“租借”到英国这一任务里剩下来未完成的航程转交给了皇家海军。

　　美国和英国之间即将到期的军事合同导致了于1941年1月29日到3月29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场战略策划会议。作为美-英两国对话中的第一次会议，该会议的成果是在大战略取得了基本一致，这个大战略就是ABC-1。在太平洋上，美英两国会继续保持对日本的威慑政策。并且，如果美国参与战争的话，美英两国最先考虑的会师保卫大西洋并且打败德国和意大利。尽管美国的计划人员认为对欧洲的大规模入侵时必需的，罗斯福为了战胜德国而制定的联合战仍是以用战略轰炸来协助英国封锁并颠覆德国政权为基础的。在这次会议后，美国的军事计划人员开始致力于完善基本的联合作战计划——彩虹系列。在此同时，罗斯福总统和他的顾问反对再运送一支大规模的美国陆军部队去欧洲的任何要求。应该用其他的部队来取代另一支美国远征军。到了1941年的5月，根据作战部长亨利•史汀生的指令，作战部对于美国在所谓的中立时期的基本政策的理解就是——“可以把英国军队看作是美国的远征部队”。

　　对战略进行的调整

　　在此期间，一直到1941年的9月，马歇尔元帅一直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压力，要他缩小美国地面力量的规模。尽管马歇尔元帅一直致力于维持甚至是扩大陆军的规模，他回忆道“针对海军和空军的提议受到了很大的重视”，而“对于大规模陆军的反对却非常普遍”，这是由于“感觉这样的陆军已经过时，不再需要了”。很明显，罗斯福总统是同意媒体的文章——这些文章认为美国可能对二战做出的贡献的是空军、海军和制造业。因此罗斯福把马歇尔召入白宫，与他就压缩地面部队的规模这一提议展开了讨论。史汀生的想法另外加大了马歇尔所面临的挑战，史汀生认为9架4引擎的美国轰炸机最近在太平洋地区的表现已经有助于“世界战略格局的颠覆”，并准备同意将美国更多的力量“越过日本的阻碍”派遣到例如西太平洋之类的地区。

　　然而，马歇尔的争论看来是对罗斯福起到了一定的影响。因为罗斯福确实认识到了如果他关于海、空力量效果的假设是不正确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战略风险。然后，就再也没有证据证明罗斯福总统仍继续认为可以压缩美国地面部队的规模来将资源节约下来用在海、空力量的项目上。相反的，罗斯福加大了审查地面部队的需求，而史汀生则对罗斯福仔细审查坦克产量感到印象深刻，“（罗斯福总统）用非常的洞察力和敏锐度仔细检查了数据。”不仅如此，马歇尔的争论还为总统考虑某个问题打下了基础，这个问题就是对于罗斯福在7月提出的一系列要求进行更详细的研究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出现。

　　到了1941年9月末，罗斯福总统对军事计划的要求开始向著名的“胜利计划”过渡了。史汀生认为计划的过程是“非常有教育意义并且非常有帮助的”。很明显，这个计划过程对马歇尔和史汀生所坚持的评估都有着影响。作为作战部计划行动中的结果之一，马歇尔不断地将战争时期对地面部队需求的评估进行修改。马歇尔最初在1940年夏季认为需要一支2000000人的陆军，而到了1941年，马歇尔根据“胜利计划”的要求提出了要一支8800000人的部队。在计划的过程中史汀生也重新评估了他对战争需求的观点。史汀生重新回顾了最初的结果后，承认他对“一致能与德国匹敌的军队的规模”感到“非常吃惊”，不过也认为“推理是十分完善的”。在与战争计划部门的军官进行了几天的讨论之后，史汀生把这个讨论形容为是“一个非常有成果的研究”。并且史汀生判断即使这个计划没有被采纳，也会“对总统起到相当的教育效果”。

　　在1941年9月末，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就“胜利计划”开展了一次直率的讨论。用史汀生的话说就是——（我们讨论了）如果我们参与战争将会发生什么，我们在什么时候参与又会发生什么。根据作战部长所言，罗斯福总统“对于美国必须入侵和摧毁德国这一假设感到害怕”。罗斯福争辩道，一个这样的声明只会引起“一个非常坏的反应”；并且可能会“把德国人民激怒并使他们联合起来”——这是史汀生的想法。不仅如此，史汀生相信德国在苏联遇到的挫折已经影响到了“欧洲的民众意见以及德国的士气”，而美国对战争进行直接干预看起来很可能会对这些起到破坏效果。

　　罗斯福总统仍然不相信美国有必要完全动员起来或者直接参与战争，因此继续修改他的基本战略。罗斯福考虑将商船进行武装——他在1917年初曾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提出过这个办法。尽管罗斯福注意到了《中立法案》明确禁止将商船进行武装，他仍对媒体发表评论说“在1978年所谓的反法战争”中，许多武装起来的商人“打退了法国的私掠船”。另外，罗斯福还补充道，在1812年的反抗英国进攻的战斗中，商船也根据国际法取得了类似的结果。在1941年10月，罗斯福要求国会废除1939年的《中立法案》并授权让他能够对商人进行武装。在1941年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相继废除了《中立法案》中的主要限制，同意美国商人——武装的以及没有武装的，都能够合法地去到任何地方，也能携带任何物品。在1941年11月20日，海军部长弗兰克•诺克斯宣布：“我们的舰船将会在两个星期内武装完毕。”

　　在当时的内阁里，史汀生、诺克斯、伊克斯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因为罗斯福总统限制美国军事更大规模的参与到战争中去而感到恼怒。然而，罗斯福总统却明显没有要求国会宣战的意图。罗斯福依旧沉迷于他自己的信念之中——依靠武装中立就能实现美国的目标。在总统办公室，罗斯福的战略看起来还是有效的。罗斯福认为希特勒“知道他自己在与时间赛跑”，并且已经听到了“被他压迫的人民中传来的阵阵起义的声音”，也了解“留给他来实现自己的最终目标的日子不多了”。

　　参与战争

　　在1941年的秋天，罗斯福政府里的成员——即使是那些强烈要求更积极地参与到战争中去的那些人，都是充满希望的。诺克斯看起来是对美国能够在北大西洋地区消除德国潜艇的威胁而充满信心的。在等待武装商船的授权时，诺克斯报告道：“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枪炮，所有的船员也都得到了充分的训练。”欧洲的情势看起来也是逐渐好转。伯利强调在苏联的德国军队明显是“冒着失去一切的奉献”而进行着一场绝望的赌博。根据有关德国伤亡情况的报告，伯利认为，“有一件事情是越来越明显，就是德国在苏联的战争正在走向灾难。”在1941年11月17日，情报协调官威廉•多诺万向罗斯福总统报告：“德国人民现在所经历的困难比他们在1914-1918年间所经历的更为严重。”多诺万认为“有相当数量”的德国人对英国的空中打击感到“极为害怕”，而德国在苏联的伤亡则对国内战线造成了“非常巨大的打击”。德国国内的士气看起来已经到了低潮。多诺万在回忆了1918年的状况后进行了这样的预测，“一次严重的挫折或者即使是延长了的屠杀，就会令德国人面临是放弃还是继续征服这一两难选择。”

　　在那个时候，除了在当局的某些圈子里的乐观主义情绪之外，作战部总参谋长德评估在“胜利计划”中继续起着作用。在1941年11月末，罗斯福总统将史汀生、诺克斯、马歇尔和斯塔克召进了白宫，就“当时的大战略举行了一次会议”。然而，那次会议的主题成了日本在那时候的军事行动所带来的威胁。在1941年12月4日，孤立主义者发布发表了对“胜利计划”所作的详尽的评估，这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在罗斯福的批准之下，史汀生在第二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这个计划的泄漏发表了讲话。史汀生将这个计划形容为“没有完成的研究”，并不是“政府批准了的项目”。另外，史汀生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美国的总参谋长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之下不去对这个国家可能面临的任何类型的突发事件以及解决事件的每一种可能的方法去进行调查和研究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去想这样的总参谋长？”

　　在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就是日本对珍珠港和菲律宾发动攻击后的第二天，罗斯福总统口述了他在第二天将会在告知国会的战争演说词。作为国会中的听众的一员，埃莉诺•罗斯福表示她感到了“不寻常的感觉”，而且这种感觉与她在1917年听到威尔逊的战争演说词后的反应是同一种感觉。在她看来，日本对美国的攻击纯粹是绝望的表现，是作为“德国战略”的一部分来执行的。罗斯福总统选择的是不要求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并且继续执行在大西洋上的武装中立政策。尽管如此，罗斯福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多次对其内阁成员表示他希望绝望的德国能够对美国宣战。很明显，出于两个原因使罗斯福继续等下去。因为没有要求国会宣战，罗斯福可以继续推迟——或者彻底避免美国卷入进欧洲战场。另外，期待德国先对美国宣战还能帮助罗斯福达到威尔逊的目标——由历史学家来评判他是被迫参加战争的。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12月8日签署“对日宣战”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这意味着罗斯福使美国完全不参与战争的希望落空了。罗斯福总统通知国会德国“妄想奴隶全世界人民的军队已经开始像美国所处的半球进发了”。事实上，罗斯福政权把德国的宣战理解成是一个处于分崩离析下政权的绝望之举，并且希望通过进一步的夸张来挽救对权力的控制。仿佛是在自我安慰一夜情，罗斯福总统宣称德国妄图对整个世界的控制是“长期以来都为美国所知道并且关注的”，现在只是最终“就这样发生了”。在那一天，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承认美国和德国之间已经处于战争状态中”，并且这场斗争是在“代表公平和正直的军队”与“象征奴隶和野蛮的军队”之间展开的。

　　在表面看来，罗斯福总统的战略可能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因为这个战略没有实线其两个直接的目标。尽管罗斯福作了巨大的努力，美国最终还是在1941年12月作为交战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同时希特勒还在掌权。但是，这样一个草率的评价不但忽视了战争的最终结果，而且也忽视了罗斯福总统最为一个战略家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罗斯福的战略直觉，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才没有给美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虽然美国在那时候只是部分地动员，但是自从1939年就开始进行的准备的计划为美国最终打败希特勒政权和他的伙伴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短时期内，罗斯福的战略框架并没有帮助他在1941年成功实现他的战略目标，不过这个战略框架帮助了计划的发展并且为打败纳粹德国和它的伙伴们以及确保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开放市场打好了基础。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就是罗斯福认为这些是确保美国繁荣所必需的。

　　党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之后，罗斯福总统一直在寻求一个适用的战略。罗斯福战略框架的中心是一系列的目标——这些目标是他通过对美国利益以及这些利益面临的威胁的基本判断中得来的。这个从目标出发的框架使罗斯福能够将政策的调整、实施动员以及使用其它手段都作为他的总体战略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战争进程中条件和环境都发生改变时更是如此。在很多时候，罗斯福总统用广泛的政治手段——使用美国的其他力量和影响以及潜在盟国的力量，来使军事手段更完善。与那同时，罗斯福总统战略领导中可调整的方面以及他对任何战争中都有的内在风险的认识，都刺激了政策的调整、持续的军事计划和对其他可能性的不懈准备。罗斯福将打败纳粹德国和创建一个有利于战后世界和平的长久环境视为战争的目的。而这个观点使他保持了他的欧洲战略的高度一致和连贯。在1935年与史汀生的交流中，罗斯福总统很好地表达了他的战略直觉——这个直觉在战争爆发后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我的记忆中有着很多的不幸，而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敌人和我们的目标。”

　　来源：《联合部队季刊》（2008年第2期，总第49期）

　　作者：Michael S. B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