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防部建数据发掘组 情报人员工作方式将改变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联合训练期间，两国的军官们使信息停在计算机的屏幕上。美国的国防部正在试图领先一步于正在出现的技术能力，因为国防部明确的阐明为所有形式的网络中心部队提供服务的数据政策和程序。

　　美国国防部正在和很多问题较劲，为了向合适的人们提供访问不同形式数据的手段。使本来可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变得更加复杂，这个事实是可能的用户类型与数据的类型一样多种多样，这就使访问和确认变得相当困难。国防部的目标是让数据可见、可访问、可理解、可信任，还有可支配。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在新标准和规范得到广泛接受的情况下，要改变国防部和情报人员工作的方式。最终，商业部门能够提供模式和解决方法。“现在，我们所努力从事的工作和工业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迈克尔•克瑞格说，他是国防部首席信息官办公室中的信息政策主任。

“看看谷歌地图所做的：它拥有一种被称为锁眼加值语言（Keyhole Markup Language）的公共的语义学。它有一种被称为谷歌地图的服务或者被称为谷歌地球的应用软件，我们今天在互联网上看见的是一大群人，他们应用那些语义学使数据展现出来成为一种服务。不经意间，你能在谷歌地图和地球上标绘你想要的任何东西。你能通过邮递区号来标绘汽油的价格，买房的价格和犯罪统计。它是万能的，因为他们拥有公共的语义学——Keyhole Markup Language——他们提供可视的显示作为一种服务。”

　　克瑞格想一晚上就把那种能力下传至19岁的美国陆军士兵那里。如果那个士兵用共同语言和相似服务的能够发现数据，那么他或她能将解决指挥官问题的解决方法攒在一起。那是国防部试图在军队、情报部门和联邦政府中营造的一种环境，他解释说。这需要越过国防部的三个过程——联合能力集成和发展系统（JCIDS）、探测系统和设计、规划、预算和执行系统（PPBE）——这些本身就是不小的功绩。但是它还需要达成从“需要到了解”发展到“需要到共享”的文化变迁。“挑战是巨大的，”克瑞格宣称。

　　一部分工作包含从应用软件中分离出数据。成功完成这项工作将允许多种应用软件访问同一数据。当前，这通常需要构建点对点的数据访问。克瑞格承认达成他的目标的关键行动就是简单地展示进步。通过价值回馈提供的动力，用户会想采纳新的方法的。通过让国防部各部门承认这个问题，他们将从事解决这个问题，并使问题能够更快地得到解决。如果数据不能看得见，并且不能被理解，那么信息访问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做这件事的一个方法是通过建立利益共同体（COIs）。利益共同体本质上是跨多种领域的，克瑞格指出，因为它是由带着公共信息共享问题的多种用户组成的。当他们集结起来从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制定出多步骤的规划，这些规划为下一轮的规划提供了发展轨迹。克瑞格强调，如果没有情报共同的参与，他不会开始下一步行动。他已经建立了由他担任联合主席的与情报部门相对应的高级企业服务管理团队。它的目标是为数据和服务进行政策和实施问题的校验。“国防部在没有全体情报部门的合作伙伴的情况下是不能做这项工作的，因为国防部有保密的和不保密的网络，但是情报部门拥有的是最高机密的网络，”他强调。“你想要得到的是相同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服务和数据访问，还有横跨三种网络的标准。”

　　国防部的利益共同体（CIO）和国家情报部门的主任（DNI）已经一起发表了倡导基于服务的信息环境的协议备忘录。这项协议也倡导加强国防部和国家情报主任之间的通力协作，来实施这项事业和信息服务，还有面向服务的体系。克瑞格指出他正在和情报部门的合作伙伴一起工作，想在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活动上达成一致，这项工作具有优先性。

　　克瑞格宣布妨碍国防部工作的大部分挑战是文化。技术上的挑战与让人们共享信息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当前计划动机一直是内在的核心部分，而不是集中在联合问题上，他说。但是，技术上的挑战就拦在路上，国防部正在积极地研究解决方法。为了使数据可见，克瑞格指出国防部信息系统局（DISA）的网络中心企业服务计划包括一种发现服务。这种服务包括带有允许使用发现的元数据的联合搜索规范的谷歌应用软件，这就允许一种更好的第一次就能访问数据的方法。当处理视频和音频文件时，发现元数据的应用变得及其重要，这比索引和搜索要困难，他指出。

　　利益共同体的参与者鉴别他们想要共享的数据资源，然后使那些资源可以看得见。克瑞格解释说，他的办公室要求参与者要使这些资源对国家通信系统（NCS）的发现服务来说，是可以看得见的，办公室有一个指向数据资源的内容综合器。参与者能够打开他们的端口，通过互联网的谷歌应用软件慢慢前行，并且国防部正在让谷歌应用软件发挥杠杆作用，即情报共同体的企业服务正在利用机密的Internet协议路由器网络（SIPRNET）和联合全世界情报通信系统（JWICS）。

　　使这些数据资源可见的另一种方法是通过一个Web服务，这种服务能够用来登记参与者提供的数据资源的发现性元数据，这些数据资源带有内容综合器。然后，利益共同体的企业了解数据资源和它的发现性元数据。

　　对参与者来说，第三种方法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发现性元数据目录，并用企业内容综合器将目录登记到web服务上。克瑞格提议这可能是技术上最困难的一种方法，在这种方法里，它需要绝大部分工作。

　　“为了看得见，那些是我们给利益共同体的三种选择，并且说，‘我们想要你选择这三种选择中的一种，与更大的机构来共享你的数据资源的发现性元数据’”克瑞格承认说。发现性元数据必须与国防部的发现性元数据的规范相兼容，这种规范要基于工业标准，但是为了国家安全使用而增加了必要的安全领域。

　　可接近性提出了不同于技术的挑战，“你必须要有权威属性的来源；你必须确认属性，你需要做出机器对机器的得到认可的决策”克瑞格评述说。

　　只有被授权的用户才能访问数据，这项任务开始于无保护的Internet协议路由器网络（NIPRNET）。公共密钥基础（PKI）卡有助于提供安全访问，克瑞格指出，情报共同体的协作有助于实施基于属性的访问控制活动。国防部信息系统局正在将这些任务作为国家通信系统的一部分来执行。

　　与情报共同体协作的部分工作是鉴别权威属性的信息源。克瑞格指出国防部信息系统局拥有属性检索服务的规范，与企业一起的合作伙伴正在通向商业执行的试验性工作，这项工作将包括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DCGS）。杰瑞考软件将执行政府的规范来共享属性检索中的各种属性。如果这项工作成功了，政府规范的商业执行将为访问制定出权威的决策。克瑞格指出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应用国防部和情报共同体的规范，这允许它在机密的Internet协议路由器网络和联合全世界情报通信系统上工作

　　对于联合全世界情报通信系统来说，为了分布式通用地面系统，试验性工作将建立单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的领地。在一个领地里，一个用户会实施联合搜索规范来发现在另一领地里的资源，这与国家通信系统的属性检索服务有联系。当获取到这些属性的时候，它们将由杰瑞考决策软件进行校验，决定是允许用户访问还是拒绝。这项工作应该有助于评估和确定在访问方面的技术挑战，克瑞格说。

　　然后就是理解方面的问题。国防部正在与情报团体进行合作，合作是在小规模的关于“是什么、什么时间、在哪里”的语义学变换计划上进行的，克瑞格说。框架是基于地理加值语言的空间联盟标准，连同作为安全标签的情报共同体的信息安全标记。这些将允许在安全领域的机器对机器的信息交换。其它的共同体，像陆军蓝色部队跟踪和海运领域感知，已经正在使用这项计划将会影响到的共同的本质。

　　但是，这项工作从事语义学，在横跨实体企业上还处于一个非常小的规模。克瑞格强调各团体必须发展一种通用的语义学信息交换计划，用来在共同体中共享信息。这些语义学将与国防部元数据注册和票据交换所一起被注册，这还包括国家航空与航天管理局、北约、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和情报部门。

　　在利益共同体阵线上，一个巨大的成功的利益共同体使参与者能够驶向海运领域感知。这是一项联合的工作，它包括海军、情报共同体、美国海岸警卫队和运输部。有总统的指示的这些团体要求更多的海运领域的感知，这些团体集合起来共同解决他们不能单独完成的问题。

　　克瑞格说他的办公室正在应用利益共同体作为一种应用案例，这种应用案例是关于如何对作为一种服务的已发表的数据或增值服务和应用进行企业证明和鉴定。当国防部有了一种新的国防部信息保证证明和鉴定程序（DIACAP）的政策的时候，它不知道怎样有效地实施它，来获得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证明和鉴定。办公室与利益共同体在试验上进行协作来发展一种可复验的用来进行证明和鉴别网上服务和数据的程序。

　　这种特别的利益共同体工作取得成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结果的恰当影响，克瑞格暗示说。正像总统指令发生改变，国防部采取利益共同体的方法。那种建议已经带来了结果，这些结果加强了它解决问题的适应性。“我们正在看见越来越多的人们正在接受这种方法来解决信息共享的问题”，他保证。

　　其它的利益共同体开始发展数据访问的方法。一个打击的利益共同体正在受到联合功能要素司令部、全球打击一体化、美国战略指挥司令部的领导。它包括陆军、空军和海军还有澳大利亚和联合王国的军事力量。目标是联合态势感知信息，并且利益共同体正在应用共同的本质作为语义学。基于简易爆炸装置行为利益共同体，克瑞格办公室还与美国中央司令部（CENCOM）、陆军、海军、国土安全部和联合废除简易爆炸装置（IED）组织（JIEDDO）一起工作。

　　财政部门在国防部的视线内。克瑞格指出联邦财政清算帐目透明行动需要政府与公众共享一些合同和采购的数据。所以，国防部正在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一起实施向国防部提供网络中心数据的试验性计划。这项工作还将会扩大到其他的政府部门，他指出。“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想让国防部的各部门利用这种利益共同体的方法，来获得某种牵引——然后让人们依靠他们自己，做得更多，”克瑞格宣称。

　　对于在这些工作中已经涉及到的商业部门，克瑞格说工业要充当一些角色。最大的竞争是国防部和情报共同体一起实施的关键性的企业服务的通用规范。“在面向服务的环境里，保持协同工作的能力要严格坚持某些明确的服务界面规范。工业不要集中在那些很快就足够的工作上，因为它的动机不是这些。”

　　“所以政府可能会开发和拥有一些关键的界面规范，我们需要和我们的工业伙伴一起来确定我们所写的规范，这样产品能够以一种非竞争的形式来执行这些规范，并且基于这种在相同规范下取得的附加特征，他们能获得具有竞争性的回报，”他宣称。他引用了简单的邮件传递协议作为例子。因为有那种协议，一个用户能购买和使用任何电子邮件产品。国防部必须在与工业协作的全部基础设施层上，确定服务界面，这样商业部门都遵循那种电子邮件模式。

　　“从工业那里我所需要的是，如果我们真正做了没有意义的愚蠢的事情，它就通知我们，”克瑞格承认。对于工业的另一个挑战是决定新的商业案例来建立数据服务和动机，为了人们应用一种由其他人提供的服务，这种服务在机密的Internet协议路由器网络上被作为主机。“这是一种与工业一起进行的完全不同的商业模式讨论”，他说。国防部还必须改变它对协议的需求（RFPs）。“我立刻要很多的‘点对点’”，克瑞格说。“在协议需求中，我正在要求工业以一种方式来完成它，而这种方式不是我真正想让他们去做的那种方式”。所以，我立刻和工业就什么东西需要位于用来激励单独进行数据和应用软件制作的协议中和基于服务的环境里这个问题进行了对话。 “所以，才有了我们与这次改革相关的那些关键工业正在进行的全面的商业模式讨论”，克瑞格透露。

　　作者：罗伯特 K.阿克曼

　　翻译：知远/老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