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产生影响的几个问题

有了这些警示，就对我们在何处至少可以找到“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潜在预兆提出了一个总的看法。

　　1.补给品来自任一军种的任何单位。这是“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并且可能是最突出的属性。就像美国参与的大多数武装冲突一样，“伊拉克自由”行动中也有这种情况。

这种做法往往出于特殊情形下的紧急需要，有计划地这样做则是很少的。然而，在3个实例中，它显得接近于系统性的反应。

　　第一个实例是在只有简易基地时实施跨军种保障，简易基地内空军部队的需求由附近的陆军部队以自行协作的方式来满足。由于全球各地都需要空军设置简易基地的物资器材，空军建立前方作战基地的工作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由陆军满足空军简易基地各组成部分的需求。尽管陆军和空军的物资供应方法有很大差别，而且财务记录也限制装备的跨军种补给，但是这两个军种的部队在陆军向空军提供帐篷、净水系统、油料储备等设施方面克服了这些困难。陆军对空军需求和全球性物资短缺的相对良好的了解，为这一行动作出了贡献。通过战术级的相互协议，棘手的财务核算问题实质上被推到了战后时期。

　　“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第二个例子出现在战争开始不久后，地面部队司令官克里斯坦森中将关于建立联合通用物资配送中心的决策。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权宜之计，体现了一位高级指挥官的首创精神，在“沙漠风暴”行动及以后十年的其他各次冲突中都没有过先例。但是这一举措看来至少部分地出自一个设想，即各军种会依靠充足的共同可见性能力来统一供应这些物资。 显然，这也是一个大家都有的设想，在共享通用成品装备方面有经验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有，海空军部队以及盟军部队也有。

　　最后一个例子也许发生在整个战区的战术一级，它涉及的是被各军种广泛用在电子装置中的BA5590型电池。这种电池在整个战场上需求量很大，而且到处都要。我们发现的一些传闻表明，这种电池的补给很容易通过各种勤务和单位去满足当前需求和预计的尔后需求，而且在此过程中，各军种部队之间要进行“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所设想的那种谈判。

　　如果要辩论这些潜在的预兆来自系统性的、甚至有意识地向“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转化的努力，那会扯得太远。但我们能提示的是，跨军种补给观 (“任何军种，任何单位”) 并不一定会被人们看成一种不可接受的理念。这些例子都是自然发生的。这种自发性表明，跨军种补给思想具有“自然”的一面，曾经作为权宜之计在“伊拉克自由”行动中起过作用，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会被看成只是权宜之计。

　　2.适应机动计划的前送补给、 实时的部队状况、需求信号。 我们听到的最有趣的观点之一是:“伊拉克自由”行动中及时的后勤保障，有很大一部分是凭机会才做到的。这就是说，工作的成功更多地要靠运气而不是筹划。产生这一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后勤系统在“后领”进程中及时作出反应的方式。当战斗部队在战争的头几天向巴格达挺进时，后勤“后领”制度所依赖的视距通信不能维持足够的连通性，以确保最底层用户提出的物资申请能够得到所需的保障。后勤人员通过强调“前送”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他们不等申请就向前方输送物资。

　　在这种背景下，值得重视的是作出关于向谁前送何种物资的决策。当时，基本上没有比“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所拥有者更先进的技术(例如，据我们所知，当时战区还没有能够反映部队实时的和预计的战备水平的自动化需求信号)，但是那些作出向何处前送何种物资的决策的后勤人员，能够了解同战斗部队了解一样多的战场情况，而且大多数由他们保障的部队还向他们报告机动计划。他们也接触并使用了分析模型来判断补给需求，然后就通过计算来确定前送补给的优先顺序。

　　有证据表明，强调补给品的前送可能也造成了补给线的堵塞和基层用户储备品的多余。有些受访者认为，这可能是依赖作战消耗模型造成的，因为那些模型夸大了作战中的实际消耗。由于没有快速、准确的方法来保持被前送的物资可见性和可核算性，所以很难按实际需要来调整补给流量。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当战争结束时，尽管在前方后勤基地没有留下装备器材堆成的“铁山”，但是，也许有同样多的物资分散在伊拉克各地。

　　尽管行动中出现的这种前送式后勤系统可能有潜在的问题，但后勤保障总体上的成功使得后勤人员可能更愿意依靠前送，更愿意克服造成前送之盲目性的信息和通信系统的缺陷和限制。

　　3. 库存可见性。库存可见性具有多方面的内容，就像对已有的库存可见性的解释那样。目前在各地流动的物资的可见性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这主要是因为改善了跟踪技术。对这一结论必须拿各商业运输公司之间在战略海运方面的差异来进行权衡。这些商业运输公司中，有的混合承运政府物资和商业物资，并且沿着通往战区的航线一路进行交付，这样，其送给“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物资的可见性就低些。但鉴别到达战区之集装箱中所装何物的能力已经明显地和普遍地大大强于10年前“沙漠风暴”行动了。在完成战区内的配送之后，可见性就大大下降，原因之一也许就是强调了物资的自动前送。

　　在库存可见性方面的主要投诉是部队关于可见性还不完善，还有多达30%的战区物资不能立即查明其内容和位置。可是，在十几年前的“沙漠风暴”行动中，这一投诉的反面，即有70%的物资可以实时跟踪的情况，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总而言之，“伊拉克自由”行动的所作所为，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所要求的那种库存可见性是可以实现的。这在设想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而且是建立“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一个必要的（如果不是足够的）条件。

　　4. 信息技术需求——广泛使用的跨军种的电子订单、资产和库存的可见性、决策支持工具。“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理想境界同“伊拉克自由”行动的现实境界之间的差异体现在程度上和影响上。在种种被认为是“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信息技术，多数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后勤系统中运用过，有些还只是原型形态。但其应用的广泛程度还没有达到“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要求，在应用过的技术当中，其可达距离也有很大的差距。出现得最广泛的也许是信息技术的综合，它使各军种部队和不同职能单位产生对战场情况的共识。例如，战役级的高层后勤人员有权使用支持同级作战计划人员和指挥人员的信息图表和数据。同样，他们拥有和使用各种决策支持工具，其中许多是以后勤需求、流量和消耗的模型形式出现的。后勤系统的工作以对美军在作战中曾经遇到过的最佳时机和地点的专业性理解为出发点，但信息领域的其他部分还有重大缺陷。正如上文所说，对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而言，这回的资产和库存可见性可能是最好的，但是它也存在严重的局限性，已在战场使用的自动化电子请领能力还只是初步的，当然也不是“联合”的。

　　战争经验给我们的总体印象，只是“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有了初步的信息技术基础。必要的组成部分有些已经看得出来，但基本上还没有哪个部分已经发展得足以产生“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按其构想进行运作所需的那种水准。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联接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而且支撑“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构想特别是强调联合、强调跨越军种界限的那些方面还没有被人们接受，但现在已经有了一些技术基础，而且我们的受访者已开始接受“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构想。很难预测何时才能充分打好技术基础，何时才能在各军种之间达成协议，按照“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所概述之方式使用由此产生的信息系统。

　　5. 衡量尺度——需要时即实施的准备程度。在冲突后的评估中，用来评价后勤工作的尺度大多数包括传统的普及性标准，往往选择的是影响性最大的统计数据。在这次行动中，最初曾想用“请领满足度”作为主要的评估标准，但由于低下的通信能力，影响了请领单后领系统的运作和可靠性，致使输入式衡量单位，如发出的物资吨数，成了评价后勤效率的主要尺度。

　　战区请领系统失效也迫使后勤人员使用其他衡量尺度来决定那些物资应主动前送，并确定其目的地。这种判断结果主要是根据作战部队发回的军情报告和消耗率估算模型推算出来的。就反映接收单位需求精确程度而言，这两个信息来源存在着公认的缺陷。从补给不足或过剩导出的战备程度，通常很难根据军情报告准确判断，而估算消耗率（进而估算补给需求量）所用的模型，倾向于夸大实际的消耗率。

　　实际上, 依靠请领单的困难无意中导致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依赖于对接收单位战备程度的估计。而这种估计也有困难，即后勤人员掌握的战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不足，但根据经验，至少可以对以使用单位战备程度作为衡量尺度的可能性和适用性作一个客观评价，在战斗中，后勤决策就可以、也应该可以以此为依据作出。

　　6. 所支持的战略——适应力、分散性、以网络为中心、非对称威胁、联合性、部队在运动中重新配量、 持续作战。这次战争中，在作战计划与作战实施所依据的设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尽管计划人员考虑到了相当多的意外情况，但他们的计划工作是老一套的。一个二战时期的计划人员可能会对“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参战装备感到惊奇，但对计划的构思、模式、按部就班的时间观念等因素，都会感到非常熟悉。然而，就作战实施的适应性而言，这次行动实际上大大超过了以往的任何行动，只有“持久自由”行动可能是个例外。

　　这并不是说网络中心战的所有特征都在这次战略中体现出来了，但有些方面确实如此。由于地面兵力的推进速度很快，部队作战的分散性比预期的更高，而后勤保障也适应了这种情况。无论战斗部队还是保障部队，都在运动中进行了重新布局，至少在某些场合下是如此。在联合行动方面有了一些新的经验。例如，联合通用物资配送中心看来是从未有过的，而且它运行得非常有效。

　　这里的问题是，在这次战争中，网络中心战的特征是否比在别的战争中发生的多些；在人们看来，它们的差异性是否足以证明出现了实质性变化和产生了新的运作理念；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否构成了某种特异的事物，以至被人们认为向“感知与反应后勤能力”的转化是否是合情合理的。